我们拍了一部关于工人的电影,关注工业化大迁徙时代的“走西口”

May 28t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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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底到2017年初,在中国的电影院线的银幕上将出现一部工业题材的大电影–《我们相信未来》。

《我们相信未来》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但是有着好莱坞式的故事结构,集思想性、艺术性、故事性于一身,同时具有一定的商业性。它的出现,必将填补国内工业题材电影多年缺乏作品、更无佳作的空白。

这部电影的缘起要从去年我国煤炭产业发生的一件大事说起。我们知道中国是产煤用煤大国,75%的发电来自于煤炭。柴静的一部《穹顶之下》更是引起中产阶级的集体恐慌,一时间煤炭行业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然而煤炭行业并不像外界想的那样,如何清洁地利用煤炭,早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山东邹城孟子的故里有个兖矿集团,他们在十多年前就做好布局,他们从南非挖来孙启文博士,自主研发了煤制油技术(官方说法叫:百万吨自主知识产权煤间接液化制油国家示范项目),简单地说就是把黑色的煤炭变成透明的柴油、汽油和高端化工产品。

经过十多年的研发,2015年,煤制油项目在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一次投料试车成功,标志着我国在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和保障能源安全方面取得新突破,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煤炭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

工业史诗电影《我们相信未来》以未来能源真实人物和故事为原型,经过浓缩、提炼和升华,讲述了兖矿集团员工在孙启文博士的带领下,西征榆林,在一片荒漠中建成百万吨煤制油项目的故事。

在电影创作和拍摄过程中,遇到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 相信你的工友

未来能源的员工,初期全部由山东迁徙而来。这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骨肉分离。员工钟山(化名)和妻子、两岁的儿子,还有岳母从山东迁徙到榆林,租住在一个破败的小区里。凌晨五点,钟山的岳母突发脑溢血,他打了120,小区路阻,救护车进不来。他们夫妻二人抬着老人直奔医院,二岁儿子无人看管,只能赤脚跟在后面跑。后来还是陌生的好心邻居看见,把小孩领着一起去了医院。住院后,由于每天要把老人抬下楼梯做两次CT,钟山的工友们就轮流来守候老人。大工业时代,工人必须团结才能生存,国企再衰,也绝不能做把人碎片化、孤岛化的血汗工厂。

二、风中的母亲

一次工业大迁徙,带来多少多少家园沦陷,亲情离别,但为了做幸存者,必须舍弃与重建。

未来能源一员工排行第五,乳名小五。母亲在山东患老年痴呆,看见远在榆林的他跟兄弟姐妹视频,就担忧地说:“小五怎么被框到电视里,那多憋气难受啊,你们快把他救出来!”

说起自己的老母,小五不禁泪洒黄沙。他小时候家里穷,母亲靠卖血供他读完了大学,想不到风烛残年,自己却不能在母亲面前尽孝。但是为了自己和企业的生存,这样的代价又是不得不付出的。

三、诡异的真相

如果我不告诉你我的那些隐秘的恶梦,我告诉谁去呢?在我们的追问下,孟雪(化名)讲述了她的一个真实经历。

自从来到榆林之后,梦雪天天往家打电话。有一段时间她觉得氛围怪异,大冬天,传来的环境音却好像总在室外。母亲在电话里说,我跟你爸在散步。终于回家,一进门发现窗台上的送饭铝饭盒,一下子明白,原来父亲已住院很久,只是瞒着她。她说,我连埋怨家里的资格都没有。

四、懂事的儿子

47岁的老赵讲了一个自己儿子的故事。

到未来能源上班第一次回家,9岁的儿子问我:“爸爸,你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上班?”我说:“爸爸去那儿挣钱,给儿子娶媳妇。”儿子想了一会儿说:“噢,那好吧。”

2015年4-9月,公司工作忙,我一直没有回家。回家后,儿子哭着说:“爸爸,别去上班了,我不要媳妇了,我要爸爸。”

五、工人写给母亲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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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电影里有一场戏是企业春晚,在一片和乐喧腾中,有一位未来能源的员工悄悄递给导演一首他自己写的诗。经过导演们的现场朗诵之后,全场无言,只听到抽泣之声。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上苍,我想和您做笔交易,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用我十年的寿命,去换取母亲三年健康的生活。那样,我就能陪母亲去喝她喜欢的永和豆浆,看着她满足的笑容一点点荡漾在她布满皱纹的面庞。我还要陪她去动物园,给她一大包玉米花。我搂着母亲的肩膀,陪她一起穿行在小动物中间,母亲给我一颗,给动物一把。

但是,但是母亲,您怎么好长好长时间没有走进我的梦乡?最后一次梦见您还是去年的母亲节。梦中,人家送给母亲的是红艳艳的康乃馨,而我怀抱的却是一束枯萎的白菊花。醒来,泪水早已沾湿发白的鬓角。时光不再。多想跪在您的膝前,喊一声:妈。您能回答:哎!

未来能源人走出舒适区,离别故乡,来到陕北这片沙漠边缘,在不毛之地上建起了新的希望、新的家园,往大里说,为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和企业的生存发展,往小里说,为了让自己规避去产能带来的风险。假如当初不选择来这里,他们可能已经被“内退”和分流。而在这里,他们可以拿到丰厚的效益工资,维持家里的生活水平不变。虽然离别了故乡,虽然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但这种付出是值得的。这是新时代的“出埃及记”,是工业化大迁徙时代的“走西口”。

随着《我们相信未来》的上映,作为中国当代产业工人的代表未来能源人会被人们深深记住,他们的故事也会四处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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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对韩国电影喜欢不起来

May 27th, 2016

看完韩国正火的电影《鬼乡》后,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从心灵到身体都非常不适。

《鬼乡》是一部以日本慰安妇受害者为原型的电影,讲述了1943年日本侵占朝鲜时期,14岁少女正敏以及一群女孩们被日军强行带走后成为慰安妇的悲惨故事。2016年上映后在韩国好评如潮,被称为是“韩国人一定要看的一部电影。”

按理说,我看过很多比这更凄惨的悲剧,无论是《辛德勒的名单》还是《索尔之子》,纳粹焚尸炉的恐怖,人们被裸体屠杀的痛苦,但是他们拍得悲惨归悲惨,但都能激发人崇高的精神。唯独这个关于慰安妇的电影,处处充满着病态的受虐倾向。让人感觉被日寇二次精神强奸,被这种恶心所淹没。

日寇肯定是野蛮的,而且干出过比设立慰安所更野蛮的事,这些人类历史上血腥与暴虐,如果不加甄别地完全写实地表现出来的话,那简直让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了。别的不说,光凌迟可以拍三个小时,张献忠屠杀四川可以拍36集电视连续剧,其中围着火堆剁女人小脚就可以拍三集。可是能这么拍吗?这么拍就是还原历史吗?

对于暴力和丑虐,必须有崇高的精神将其充盈和升华。

关于性虐,美国也有类似的历史事件,在美国人开拓西部的时候,就出现过白人女孩被印第安人绑架,然后进行性虐的事件。当时记载,这些白种女人会被印第安人围在火堆旁,用各种不堪的方式侮辱。美国人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了吗?拍了。而且拍成了一部伟大的电影。

这就是约翰·福特的《搜索者》,约翰·韦恩扮演的南北战争退役老兵伊森,去搜索被印第安人绑架的两个侄女:露西和戴贝。

搜索到半路,伊森上了一个山坡,过了一会,深色严峻地跑下来,大衣都没穿。他的同伴问怎么了?他只是用匕首挖着面前的黄沙。过了几场戏之后,他们来到印第安人的营地。露西的男朋友布莱德说:我看到露西了,穿着蓝色外套的那个。伊森这才说:“那不是露西,那是一个穿着露西外套的印第安小子。”

布莱德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

伊森:“我在山上看到露西了……我给她裹上大衣,亲手埋葬了她。”

布莱德:“他们把她……她怎么样……?”

伊森此时的回答,体现了约翰·福特超越苦难的神圣美学。

伊森:(暴怒)你要我做什么?给你画一张画吗?给你写出来吗?不要问我这个……只要你活着,就不要再问我!

不需要画面,不需要残暴直露的语言,而是让观众去想象其中的恐怖,想象其中的残忍,想象那些文明触不到的野蛮。

而韩国人是怎么做的,他们直接就把这样的惨状给画了出来,写了出来,还用的大特写,还生怕你们看不清楚,一遍一遍地在你眼前晃荡。

韩国电影美学除了抄袭的那部分之外,剩下的就是渲染悲惨、以头抢地的悲苦“美学”。这个除了激起仇恨,激起跟施虐者一样的暴虐情绪,没有任何的正面作用。

我们在谴责日军暴行,同情慰安妇命运的同时,也反对用这样直白的手法去拍这样的电影,这是在美学上再一次助纣为虐。

任何一个文明发达地区的美学,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讲求克制,积极,反抗,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即使发怒,也是司马迁所说的,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无论如何,不应该不加节制、不加掩饰地渲染痛苦。

正如编剧王安安所说:

韩国电影追求的是“看看人有多惨!”这个点本身低级,因为是一句废话,谁不知道人惨,但惨不是最高的真相,不能当作真理讲,是因为真相跟人之间的张力而造成了惨,没有真相,惨就变成了娱乐了,把观众自动设定为猫哭耗子假慈悲,我看着都觉得自己被视觉强奸。换句话说,就是我好端端地必须装成一个“猫哭耗子假慈悲”的状态来被迫观赏你这个玩意,我根本不需要这个啊。

我同意安安的说法。虽然韩国电影也偶有佳作,但是银幕上滥情的要么是廉价的笑声,要么是悲苦的滥情之作。所谓,中国电影要振兴需要学韩国,不过是一个投错师门拜错庙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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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话《谁主沉浮》观后

May 26th, 2016

昨晚看了浙江话剧团演出的《谁主沉浮》(孟冰编剧、宫晓东导演)第一百场演出。本剧反映中共一大建党的故事,是党史版的《中国合伙人》。

虽是红色题材,但融入了布莱希特叙事剧、百老汇音乐剧的元素,在115分钟里,愣是把从望志路到南湖,从1921到当代的历史给讲述了一遍。其中不乏反思与反讽的痕迹,只不过经过一遍遍“84消毒水”的处理,只能靠观者自己去联想。

《谁主沉浮》以摇滚开场,以摇滚结束,明显借鉴了1971年音乐剧《耶稣基督:超级明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摇滚歌剧的表现形式和主题。两者都是用最反传统的形式表现宏大/神圣主题,都直面信仰与背叛的对立(《谁》的主角是毛泽东vs张国焘,《耶》的主角是耶稣vs犹大)。演出后与扮演毛泽东、李汉俊的演员张康南、李钺交流,确认了看戏时一些判断。他们说在演这些人物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伟人,只是“想改变中国的一介书生”。这让我想起《耶》剧作者Tim Rice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把基督当成是上帝,而是单纯地当成在对的时间(right time)、对的地点(right place)出现的对的人(right man)。”

关于《谁主沉浮》里李汉俊的一句台词的商榷。

李汉俊说:“我们是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这句话由他说出是别具匠心的,因为李汉俊精通外语,帮陈望道校订过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完成译本的译文。可是在那个译本里“幽灵”是翻译成“怪物”的。后来这个词分别被翻译成“精灵”(陈痩石 1943),“魔怪”“巨影”(成仿吾 1938)。直到1943年博古才译成“幽灵”,1974年成仿吾被毛泽东钦点校正马列著作,也翻译成“幽灵”。鉴于李汉俊1927年被处决,如果较真的话,他的台词不应出现“幽灵”,而应是:“我们是怪物,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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