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May, 2010

听课笔记(1)凤凰卫视记者谈世博报道

Thursday, May 20th, 2010

凤凰卫视记者在谈世博会采访心得

国内报道世博会都是整齐和谐快乐的,而我们每天都在世博园里,每天尝试把自己当成一个观众,体验消费是否有困难,展示真实的角落。

在世博园里还有一堆堆垃圾,游客随手抛垃圾的场面,反映了参观者到素质问题。

凤凰卫视尝试新闻从弱势群体入手,关注园中农民工和清洁工人。报道了蔡国强“农民让城市更美好”展览。

记者要扩展自己的思维。世博会公布人数,刚开始每个小时公布一次,后来改成每天17:30公布一次。通过分析这一有趣现象,原来有很多玄机。

关于香港媒体与世博会志愿者吵架事件。中国馆门口,民众抢预约券。产生争执的这家电视台拍摄人群近景,志愿者拍了一下摄像机,取景器拍歪了一下,当时没有保安,警察不管,顿时志愿者小朋友成了媒体围拍,小朋友一怒又拍了一下,把取景器拍下来了。

世博局为了息事宁人,把这件事,降格为志愿者小朋友与媒体之间的个人冲突。小朋友不得不发布道歉声明。但是他家根本赔不起摄像机。香港媒体不依不饶。采访中发生冲突是正常的。世博要承担的责任,冲突发生之后没人站出来处理,而让事件发酵。

世博会的安保人员可能有个潜规则,都不敢惹海外记者,尤其是香港记者。

如果只听大陆网民或者香港舆论的意见,都是不完全的信息。反映出两个问题:世博局用志愿者有问题;媒体如何行使采访权,也值得反思。如果挡镜头的是代表公权力的官员或者警察,媒体执着是必要的。而对一个志愿者一个平民,这样做就不妥了。

以下进入提问时间:

有个家里偷装卫星锅的同学问,为什么凤凰资讯台没有象CNN,FOXNEWS那样有口号?

凤凰记者答:说到底,只是广告PR手段不一样而已,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问:假如你服务的是内地电视台,你将怎么做?
答:如果我在内地媒体工作,跟凤凰服务的观众差别并不太大。我知道内地有很多限制,但同样的限制我们每天也在面对。例如,一篇负面新闻出来,都会有各方面的电话打过来。但这不影响我做新闻的考虑。

我觉得最基本的是,前线记者,不应该给自己设定框框,那么经过后面几道编审,就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我对前线记者说,你应该把第一线的事先做好,不能做做筛选和审查,并且一线记者的筛选未必准确。

问:你对全媒体记者怎么看?

答:全媒体记者,凤凰卫视前些年也提过,虽然貌似降低成本,实际上降低效率。记者不可能一边拍,一边记录。在国外NYT, 华邮在05年左右也要求过,后来发现是不可能。就算手可以同时在用,脑子也不可能分开用。在香港,剪片不需要记者来做,那样效率更高。

为了节省人力,而搞全媒体记者,是不划算的。最终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做法。在香港电视台,有专门的剪片师。分工明确。记者就是出镜和写稿子,不用自己剪片子。

问:凤凰卫视和凤凰网是什么关系?

答:凤凰电视和凤凰网是完全独立的两家公司,只不过凤凰网可以无偿使用凤凰卫视的视频而已。

问:假如有机会,你会跳槽吗?

答:我喜欢这个行业,我希望影响力最大化。我考虑了很久,目前凤凰可能是唯一达成这两个目标的媒体。另外凤凰在香港。我曾在北京常驻两年,直到回港才发现那两年思考与他人同质化。周围的氛围很重要。被同质化很危险。到目前来说,不是凤凰留我,而是我自己选择留下来。

问:有人说你跟柴静是同一类人,你对她怎么评价。

答:我不太看央视,柴静的节目就看过一两次吧。柴静是个文艺女青年,她的文字很好,她更感性,我更冷血。我跟柴静不是同一类人。

在香港看书

Thursday, May 13th, 2010

一到香港,我迫不及待地奔向附近最大的书店PageOne。在万宝龙、Polo等一堆名牌专卖店的汪洋之中,PageOne像一片新大陆,而我则更像从“五月花”号爬上岸的拓荒者兴奋不已。然而逛了半个小时我的热情就急剧冷却,这里的书太贵了!我看好了一套三册台湾出版的《左传新译》,售价是650港元;一张大比例尺的越南地图,竟然要118港元;一套《洛夫诗集》售价将近700港元。我一边掂量着钱包,一边计算行李的重量,最后只忍痛花了307港币买了一本《越战摄影集》来安慰自己。

闾丘露薇老师告诉我,Shopping Mall的大老板非常精明,要求每家商铺的电脑都必须与商场的主机联网,以便掌握每个商家的销售和盈利情况,再据此来决定下一年的租金合同。看来,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书价昂贵实属无奈。不过她推荐我去旺角一带的“二楼书店”去逛逛。

香港的“二楼书店”,绝大部分都在三层以上的阁楼上,为了节省一点租金。我最早知道“二楼书店”,源于一则悲伤的消息。香港有一家青文书屋,其老板罗志文在整理仓库的时候,书架坍塌,人被压在书下,14天后尸体腐烂,邻居报警才被发现。罗志文的死简直就是一个斯文扫地的隐喻以及文脉衰竭的象征,在香港读书界引起过不小的轰动。

当我来到西洋菜南街一带,在一排排伸向半空五颜六色的招牌中,找到了“田园书店”、“乐文书店”的牌子,从逼仄的楼道,经过发廊和宠物店的门口,蹩进这些书店里,有一种”我来晚了”的感觉。书店里空间狭小,需要一边盯着书脊浏览,一边为别人让路。这里的书确实比大书店里的分类更精细,码放更用心,价格也至少便宜20%。我买了《策兰诗选》、《西夏旅馆》和一本外国短篇小说集,一共花了400多港元,但我觉得这已经相当便宜了。

与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聊起来,他们也普遍抱怨香港书价太高,尤其是教材更是价格不菲。而香港法律规定,复印社不得整本复印,所以他们有时只好收购高年级同学的二手教材。

尽管在地铁上经常看到捧着书的旅客,但据我了解,香港人一般是不读书的。我到周大福给外甥女买礼物,跟店员吴小姐聊起来。因为都用iphone的缘故,我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话题。我给她看我安装的软件,她对一个叫“四大名著”的电子书软件产生了兴趣,点开看到四本书的封面图标,她指着《水浒》说,这本书是不是讲武打的?我瞬间晕眩,顿时有请她去吃满记甜品并为她恶补国学基本读本的冲动。然而,我知道只是杞人忧天而已,在香港,不懂四大名著一点关系也没有,不知道四小天王的八卦才会让人OUT。想到这里,我释然了。立即在iPhone上调出“植物大战僵尸”,跟她愉快地手把手演示起来。

香港的鳞爪

Wednesday, May 12th, 2010

现在是早晨8点钟,从宾馆的窗口望出去,青色的山顶被云雾罩住。在这里,我每天都醒得挺早,吃完早餐,就到附近的公园散步。

这里的公园叫“九龙仔”,在香港可以迅速通过地名判断一个地方的大致情况。仔,就是小的意思。公园的确很小,但里面设施齐全。有一个标准人工草皮的足球场,一个综合运动场,一个游泳馆,塑胶跑道,免费开放。早晨,这里成了健身者们的乐园。

香港法律严厉而细密,从公园张贴的标志和文件就能窥见一二。公园和海滩等露天公共场所都禁止吸烟,公园长椅上禁止躺卧,在公共场所点蜡烛泼洒蜡油都是违法的。在香港的朋友告诉我,法律规定得越详细,自由的界限就越清晰,因为法不明文禁止即为合法。可我的感觉是,法律不禁止的事,在香港太少了。

香港法律规定,警察可以对闯红灯的行人进行检控,法庭可以处以1500元罚款。在公共场所不能大声吵架,否则路人可以说自己受到威胁而报警。拖欠雇员工资,将被提起检控,一旦定罪将被罚款35万港元,并处以三年监禁。任何图文复印社,不得复印正本书,以保护知识产权。如果深更半夜,路上无车,但你看到一个人站在红灯前静候,不是他迂,也不是他素质高,而是法律很严格。

香港的朋友告诉我,香港人的规矩意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被港英政府管出来的。早年,香港人不喜欢排队,殖民警察就用棒子把人群打成一条直线,后来有形的棒子没有了,无形的棒子还在人们心头。

香港面积狭小,空间逼仄。在旺角这样的闹市区,最能感觉出来。杭州用来开洗脚房都不够的店面,香港用来卖各类高档化妆品;杭州流浪汉都嫌憋屈的大桥下面,十几个人围坐着下棋。

在西洋菜南街一带,有很多“二楼书店”,名为“二楼”,实则是指在二楼以上。需要爬上窄小的楼梯,折折弯弯,才能找得到。书很贵。我买了三本书:《策兰诗选》、《西夏旅馆》、《大师的残忍》,去银400多港元。而我看好的一套三本《左传》,居然标价650港元。

香港是一个信息自由的地方,网站没有审查,出版相对自由。难怪不少从事文化传播的大陆人来到这里就再也不想回去。闾丘露薇说,她曾在北京常驻过两年。那期间她没觉得有什么异常,等回到香港才发现自己的思维被同质化。在香港一个人更容易保持思想的独立与活跃。

虽然不过是匆匆一瞥,我还是能隐约感觉到香港的脉搏。这块中国自由而另类的飞地,正在经历着一场身份认同危机。

天赐

Monday, May 10th, 2010

天赐

周六下午,我正在睡觉,就听小院子和卧室隔着到纱门响动,传来一阵阵喵呜之声。推门一看,是一只小白猫,三个月大小。

问了左邻右舍,都没有养过它。我把它放到院子里,希望它原路返回,但是它钻来钻去又回来了,依在纱门上,可怜巴巴地叫。这是很大的麻烦,不但因为我没有养宠物的准备,而且还因为我马上要出差一个星期。

可是眼看它这么可怜,我又怎能忍心把它扔回到大雨里呢。

心一横,骑车直奔宠物店,买来猫沙、猫粮,饿极了的小猫忘情地吃着,吃完就撒欢,满地追拖鞋。

宠物店老板听完我的描述后断定,这是流浪猫的后代。

想来想去,这只小猫也是意外来到我家,必有奇妙之处,就给它取名叫天赐吧。

现在我人在天涯,天赐在老高伯伯的照顾中。

天赐应诸位叔叔阿姨的要求,放出照片一枚。
tainci photo

《网络战》:权当相声看

Tuesday, May 4th, 2010

原载:《广州日报》

  最近一两周,有一本书在美国火得不行。那就是美国五角大楼前助理、为里根、老小布什、克林顿做过军事幕僚的Richard A. Clarke与人合著的《网络战:对国家安全的下一个威胁及应对措施》(Cyber War)。本书基调是,美国已经失掉了网络战争的先机,应该像过去重视核战争一样重视网络战。

  按照这本书的说法,信息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对付网络战的能力越脆弱。因此,美国打网络战的能力,全球只能排第四。排前三位的是谁?第一是朝鲜,第二是伊朗,第三是中国。书中特意强调,尽管朝鲜自身网络基础设施非常薄弱,但是网络战队却很发达。而俄罗斯黑客和安全部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书的开场是中国久违了的报告文学体。2007年9月6日,叙利亚的一个秘密工地,忽然遭到以色列的F117的轰炸,问题是,叙利亚的雷达没有发现目标。只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无人侦察机侵入了叙利亚雷达系统;二、以色列特工侵入了俄罗斯主机;三、以色列特工偷偷接驳了叙利亚军事指挥光缆。不管哪一种方式,都说明网络战不是摧毁防御体系,而是让敌人连用到防御体系的机会都没有。

  作者又举2003年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例子。战前,很多伊拉克作战军官都收到一封美军劝降的电子邮件,大意是,你们只要把坦克停到外面,就可以平安回家。于是,美军所到之处,空坦克整齐排列,供美军打靶。

  作者用以色列对叙利亚、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例,说明网络战有两种模式。一是用黑客技术摧毁敌人计算机防御体系,再用传统武器解决战斗。二是用宣传战瓦解敌人斗志。因此,网络战是真实的,是迅速的(以光速进行),是波及全球的,是超越战场的。而且,网络战已经打响了。

  接着迎来了本书最高潮的部分:中国威胁论加阴谋论。书中说,中国跟比尔·盖茨要了一份操作系统的秘密代码,这套代码连美国政府都拿不到。同时,中国又搞掂了思科,从那里拷贝了路由器硬件结构。软硬兼施,中国黑客彻底掌握了网络战的核心技术。

  接下来的内容让我捧腹大笑!书中指责微软为中国修改了操作系统代码,核心加密部分都用中国自己设计的,美方无法破解。而试图给计算机安装绿坝,目的不仅是扫黄,更是为抵御敌国网络战的侵略!

  作者号称是美国前国防部助理,我怎么觉得是德云社的助理、郭德纲的弟子。

  在书的最后,作者夸夸其谈,说俺们做军事顾问的,都有一个特点,不能只提出问题,不给出解决方案。作者列出了六条网络战应对方案:1.掀起公众讨论网络战的新高潮。2.增强防卫反击能力,让网络攻击者三思而后行。3.减少网络犯罪发生,以免为网络敌人提供人才。4.各国签订减少避免网络战条约。5.研发更安全的网络。6.总统进行干预。

  等于什么也没说。如果这也算解决方案的话,那么我觉得不如只提一条:“世界和平”。

  这本书在美国的流行,说明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抬头、中国威胁论阴云不散。正如有读者指出的,“网络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散布的网络威胁论,等于为更强化的治理方式背书,因为按照作者的逻辑,美国要想在网络战中获胜,必须严管网络,给每一台电脑装上“绿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