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Critics’ Category

地方戏,还能唱多久?

Sunday, February 19th, 2012

春节期间,母亲从山东老家来杭州,心心念念想看一出原汁原味的越剧现场演出,恰好浙江小百花剧团演出贺岁剧《陆游与唐琬》,我就要了票陪她去看。进场听了一会儿,她疑惑地问:“这唱的是越剧吗?”我点点头。她又继续看下去,走出剧场的时候,她问:“什么时候才演《梁祝》、《红楼梦》啊?”我告诉她,现在越剧团都在忙着创新,你说的这些老古董早已不演了。

越剧是全国地方戏曲中日子过得最好的,因为还有政府扶植和市场支持,而其他剧种的现状就不容乐观了。据上个世纪60年代统计,中国地方戏有382个剧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变迁,现在所剩不到一半。戏曲大省陕西省曾有52个剧种,目前只剩下28个,河南省曾有65个剧种,现在也仅剩30多个剧种。

以往的戏剧研究者往往把地方戏曲衰落的原因归结为电视等新媒体的冲击,这个解释确实很方便,但是并不能完全经得起推敲。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电影的普及并没有消灭戏曲,相反却把许多优秀的地方戏通过银幕展示在全国观众面前,豫剧《朝阳沟》、评剧《花为媒》、河北梆子《宝莲灯》、吕剧《李二嫂改嫁》、黄梅戏《女驸马》等就是那个时候风靡全国的。新媒介并不是戏曲艺术的终结者,相反还是其促进者,真正促成地方戏曲兴衰的还是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

戏曲艺术的勃兴离不开市场和观众。以越剧为例,这种起源于绍兴嵊县的地方戏,之所以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是因为在上海找到了大市场。而上海以纺纱女工为主体的观众群,决定了越剧的审美取向必然是女性视角、浪漫婉约。有一种说法,在上个世纪上海滩的大户人家允许子女听京剧,但禁止他们听越剧,怕的是被那些才子佳人故事给感染。

作为戏剧艺术的一种,戏曲可以反复欣赏,百听不厌,这是小说和电影所做不到的。所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戏曲可以承载更多的时代精神,与千万观众的脉搏相契合。在我的家乡山东,有几出传统吕剧剧目反复上演,比如:《小姑贤》、《李二嫂改嫁》等,它们都反映了旧式家庭中婆媳之间的矛盾,都以婆婆欺负儿媳开始,又以儿媳大获全胜为结局。对于我母亲这一代观众来说,这些剧目曾让她们进入角色,宣泄生活中敢怒不敢言的情绪。而如今这类剧目已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因为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强势的婆婆,相反却多了许多强悍的儿媳。失去了现实意义的戏剧当然行之不远。

正是看到了这种时代的变迁,越剧的后来者们开始了求变之路。人称“茅司令”的著名越剧演员茅威涛说:“今天我们必须考虑,观众还会不会在模式化的爱情故事中感动,越剧除了非常雅致地表现爱情之外,还有没有更开阔的道路。”基于这种考虑,小百花越剧团创作了大量新剧,从《孔乙己》到《第一次亲密接触》再到《简爱》,越剧变得越来越不像传统的绍兴戏,这里面固然不排除有拿奖、烧钱的逐利冲动,但谁又能否认新一代戏曲工作者化危为机、求新图变的不懈追求呢?

不过凡事皆有个度,越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过度创新”。传统优秀剧目没人排演,各种垃圾剧目却以创新的名义被制造出来。违背戏曲的规律乱创唱腔,配器极尽豪华臃肿之能事,舞美花里胡哨、过于写“实”,而丧失了传统戏曲的空灵之美。

当《陆游与唐琬》的华丽幕启之时,在绍兴的河上驶过一条绿皮船,这是已经成立十年的民间东寿越剧团,这个只有16人的剧团,每年演出200多场,大部分都是传统剧目。它们接下了小百花们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靠老板包场、唱堂会维持生计。他们是为戏曲续命的另一种力量,在桨声灯影中,守护着一个绵延了千年的梦。

暗恋与桃花源

Monday, December 12th, 2011

流霞剧社版《暗恋桃花源》

昨天,在杭州图书馆报告厅看了杭州师范大学流霞剧社排演的《暗恋桃花源》,这已是我第三次在现场看这出戏。第一次是十年前在北京电影学院看的学生剧社的演出,第二次是在杭州看的表演工作坊由黄磊、袁泉主演的内地版。至于本剧改编的由林青霞、金士杰、李立群主演的电影,更看了不知多少遍。同样一出戏,十年前之看与今日之看,心境已经大不同。简单地说,年轻时更喜欢看“桃花源”,如今更喜欢看“暗恋”。

杭州图书馆报告厅的舞台、灯光、音响和设备本来不适合用来演出话剧,这真是难为了流霞剧社的演员们,本剧最注重内心戏的“暗恋”部分被糟糕的音响削弱了演出效果,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扛住了现场和时代的噪音,通过微弱的音响顽强地诉说。“桃花源”部分,因为动作较多,台词激情四射,可以抵消音响系统的不足。即便如此,我认为“暗恋”胜过“桃花源”。

“暗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0年代的一个夜晚,上海黄浦江畔,一对暗恋的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话别。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此去不是生离,就是死别,然而这对恋人却浑然不觉。他们畅想着未来,漫谈着故乡,像所有恋爱中的年轻人一样,对生活充满最温柔的想象。

40年后,台北一家医院里,江滨柳只剩下三个月的残生,他一生未了的心愿就是再见一次云之凡,为此,他刊登了寻人启事。不谙世事的小护士作为“暗恋”中最关键的一个人物,穿针引线,让江滨柳和他的妻子江太太,讲出各自的故事。

在本剧中,江太太一直是个被忽略的人物,我看了那么多遍,甚至不太注意到这个角色的存在。然而,这次看流霞版,我才注意到,江太太才是本剧中最悲情的人物。她嫁给文艺青年江滨柳,为他生儿育女,对他关怀倍至,但是江滨柳的心中一间密室始终向她锁住。江太太对小护士说:

“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就是由一点孤僻。有空呢,就自己泡一杯差,我泡的他还不要。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也不敢上去问。到后来,连小儿子都不敢去吵他。”

江柳重逢是本剧的高潮,然而剧本处理得异常克制。两人的台词加起来只有20句,但是每一句都敲打在观众的心坎上。围巾、辫子这些青春的象征,都被轻轻提起,轻轻放下。

江滨柳:我还记得……你留那两条长辫子。
云之凡:结婚第二年就剪了。好久了。

言简意深,文减事增,短短两句,道尽人间沧海桑田。

这20句台词还有一个特征,是理想和现实的交战,江滨柳总想激活青春的记忆,而云之凡总是把他拉回到现实里。

江:想不到,想不到啊!好大的上海,我们可以在一起。这小小的台北……
云:(看表)我该回去了。儿子还在外面等我。

想到本剧一开始,云之凡就一直说要走。

云:我真的要回去了。房东要锁门了。

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都被细微的细节所干预与打断,在云之凡的心中,存在严谨的秩序感。

我认为全剧最好的对白,是江滨柳动情地问:「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想过我?」时,云之凡的回答。

云:我……我写了很多信到上海。好多信。后来,我大哥说,不能再等了,再等,就老了。

这是云之凡最感人的真情告白,然而,她很快恢复了理性。接着说–

云:我先生人很好。他真的很好。我真的要走了。

这就是江滨柳和云之凡的本质区别。从儿子在外面等,到说出我先生人很好,说明云之凡彻底接受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她安然而幸福。而江滨柳一直生活在回忆与梦幻里。换句话说,江滨柳一直生活在不存在的桃花源,而云之凡则一直生活在武陵。

而桃花源部分,是笑剧,是欢场,是青春梦。有陶渊明的原作打底,加上一个偷情故事,这一部分怎么演怎么有。

暗恋和桃花源,放进一个戏中戏的框架:两个剧团抢同一块场地排练。本剧有一个很著名的令人过目不忘的场景设计,背景的桃花林里有一块留白,原来此处一棵桃树被挖出来,单独放置到舞台上。这棵逃逸的桃树,也是本剧结构的一个象征。

剧中有三个闲杂人物,一个是剧务顺子,一个是拿钥匙的剧场管理员,一个是寻找刘子骥的女人。

刘子骥是谁?他是《桃花源记》中最后一段出场的一个人物:“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是寻找桃花源未果的人,那么这个看上去疯疯癫癫的女人,则是寻找寻找桃花源的人。这种迷离而多重的关系,让本剧增加了更多悲剧成分。每一次,当这个女人哭喊出“刘子骥”的时候,我的心都似乎被抽打了一下。

《暗恋桃花源》1986年创作并首演以来,已历经25个春秋,事实证明,这是一出站的住的戏,超越时髦,历久弥新。对比一下孟京辉夫妇的《恋爱犀牛》就可以看出,无论在主题、结构、内容、台词、搞笑、悲情等任何一个方面,《暗恋桃花源》都完胜。《恋爱犀牛》故事内核取材于《霍乱时期的爱情》,但深度远远不及原作。而《暗恋桃花源》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超越政治和文化的限制,它运用后现代手段,在一个更广的维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的生存与爱恋状况,可以说是本土版的《等待戈多》。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暗恋桃花源》的编剧一直署名是赖声川,但实际上它是集体创作的产物,根据维基百科,其共同作者包括李立群、金士傑、顧寶明、劉靜敏、金士會、管管、陳玉慧、游安順等人。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赖声川将众人之功划归自己名下,还引起过不小的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流霞剧社的灵魂人物–杭州师范大学黄岳杰老师,耕耘校园戏剧20多年,他身上有一种诗人气质和悲剧精神,《暗恋桃花源》是他和弟子们精心打造的又一校园戏剧精品。虽然学生们的阅历或有不足,技巧尚显稚嫩,但表演的真诚与顽强,令人感动。如果说不足的话,我个人认为,剧中的江太太不应刻意模仿台湾国语,布景不应该用投影。总之一句话,回归贫困,迈向质朴,在暗恋不得的人世,去寻找打败时间的桃花源。

杭州师范大学流霞剧社《暗恋桃花源》全剧首演录像(

我对免费师范生这种奇怪制度的困惑

Sunday, November 20th, 2011

牟森博客,得知央视拍了一个纪录短片《别样人生》,记录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免费师范生毕业的情况,牟老看后落泪,我看了也很感动。

但随后有一个问题让我困惑,免费师范生这个制度到底是一个喜剧还是悲剧呢?

免费师范生,是温相亲手抓的一个项目,实质是对大学产业化的一个小小的纠正,让上不起大学的孩子有一条出路。但是,整个制度设计有问题,这分明是鼓励贫家子弟卖身为奴吗。按照规定,报考免费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在农村中小学服务满10年,方可自由择业。

免费师范生的退出机制,其实是难以退出。

免费师范生就业办法》第七条规定: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部属师范大学和免费师范毕业生要严格履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书》。免费师范毕业生在协议规定任教服务期内,可在学校之间流动或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未能履行协议的毕业生,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违约金,已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由培养学校取消学籍。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履行协议的,需报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免费师范毕业生的履约管理,建立诚信档案,公布违约记录,并记入人事档案,负责管理违约退还和违约金。

首先没有规定违约金的数额和比例,留足了自由裁量的空间,对免费师范生来说,是一个无底大坑。另外,取消在读研究生学籍,记入档案等做法,明显是一种政治上的惩罚,没有学生敢于以身试法。如此严厉的处罚,违背民法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还不如把违约生直接拉出去枪毙算了。

免费师范生制度说到底可以看成是助学贷款的一个变种,只不过这个贷款要用10年服务来偿还,稍微动动脑子就会发现,这贷款的利息也太高了。按照普通高校本科四年学费生活费共计10万元计算,免费师范生以十年的自由加机会成本,偿还10万贷款,也太坑爹了。

央视的这个纪录片中,有边远贫困县的高考状元,因为怕上不起大学,而报考了免费师范生(这意味着放弃其他高校录取的机会),毕业后还要回到穷乡僻壤之中。这太让人悲哀了。看着片中状元女孩踏上回家的列车,列车开动(央视偷了一点小懒,应该派记者在车上追拍一个镜头),开向远方,我的眼泪也差点流了下来。

不过也应当看到,免费师范生制度毕竟让很多绝望的穷孩子圆了大学梦,他们虽然必须返回家乡,扎根基层,但来日方长,其命运肯定比上不起大学、被迫务农和打工要好。

教育产业化的恶梦何时中止?高等教育权何时重新回到每一个公民手中?我们都看到了问题,却找不到答案。

行政管理是一门科学,跟企业管理一样,动辄”讲政治“,动辄从政体上找原因,认为不动国本不足以改变现状,肯定是思想不成熟的体现。

有一种观点,未来,更多的希望寄托于制度的改良,寄托于技术官僚有所作为。究竟对还是错,我不知道。

也许,刚刚组建的意大利内阁(阁员都是专家教授企业家),能够带给我们一点启示。

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武器–论为什么应当坚持写博客

Monday, November 14th, 2011

冬天深了,冬夜更需要温暖的阅读,然而,令人嗟叹的是,身边写博客的朋友却越来越少了。

有一种人,上天赐给他才华,命运赐给他磨砺,他只需要轻轻敲击键盘,故事就从他指间流出,想法就在屏幕上迸溅。根本不用考虑文采,也不须迁就受众,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他却退缩了,逃避了。他选择了沉默,以及比沉默好不了多少的140字微博。

当今社会有两样东西必将毁掉我们的阅读和写作,微博和千字文。同样种植了一片甘蔗,微博好比吃一口吐一口渣,千字文好比榨一杯甘蔗汁。两者都是十足的浪费,这片蔗林,本来应该萃取出存放更久、运输更远、用途更广的蔗糖。

我从2002年开始写第一篇博客,中间写写停停,但从来没有放弃过写长文章的努力。我深知,在这个变化莫测的社会,博客是我在数字世界真正的资产。通过写博,可以积攒素材,锻炼笔耕,造血养气,对抗遗忘,更重要的是,可以聚集同道,克服孤独。博客是世上的盐,黑暗中的光,虽然细小微弱,但关键时刻,也许会爆发出千钧之力,迸发出万丈光华。

文字改变世界的例子,古往今来,实在太多了。

1517年10月31日,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人,把一份辩论提纲贴在德国维滕堡城堡教堂大门上,猛烈抨击了教皇发放赎罪券敛财的行为,史称《九十五条论纲》,后世认为认为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

1776年7月4日托玛斯·杰斐逊负责起草的《独立宣言》划破了人类历史黑茫茫的夜空,向苍穹宣布:“我们以下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并且从造物主那里获得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846年一个夏日的傍晚,大卫·亨利·梭罗走在路上准备取回修补的皮鞋,遇到了警察要他补交三年的人头税,梭罗因为反对美墨战争而拒绝缴税,从而坐了一夜的牢(直到他姨妈赶来把稅给他缴上)。梭罗心意难平,写下了一篇短短的论文《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此篇一出,一纸风行,对全球各地的非暴力运动影响深远。

还有,《共产党宣言》,那斩钉截铁、仿佛真理在握的句子,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福兮祸兮,至今说法莫衷一是。

如今似乎再无一本书可以改变世界,但是那只是表象。改变早已发生,到处都是静悄悄的革命。不要小瞧一把吉他,到了歌者手里,这乐器消灭法西斯。不要小瞧一台电脑,到了合适的人手里,它足以抵挡千军万马,酒池肉林,金山银山。

黑暗之所以看上去强大,是因为它们结为一体,连成一片,光明之所以看上去微弱,是因为它们星星点点,孤立无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处的时代,恶已经不可抵挡。春天来了,人们愁眉苦脸,在龌龊的牢房里被折磨或者折磨别人。但是善念的种子也可以突破坚硬,在人们心里窜出绿色的火苗。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作家,卖文为生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是人人都应当学会写作,因为死亡终有一天会到来,而表达将在那时画一个句号,濒临死亡造就我们的表达。如果现在不写,等待何时呢?难道等待病榻旁站满医生,坟茔上长满青草?

写吧,不需要酝酿情绪,写吧,不需要沐浴更衣。写作,并不比撒泡尿更复杂,小林一茶写过一首著名的俳句:“门前雪,小便洞真直。”你只需要在雪地上畅快淋漓地穿一个洞而已。

从今以后,我会督促我的朋友们,更新他们的博客,维护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资产。蚂蚁有穴,狐狸有窝,人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博客。

在这个黑云压城、娱乐至死的时代,真诚地说出一句人话是多么重要啊!我们已经身处工业化时代,但是却没有工业化的诗歌,工业化的小说,工业化的非虚构作品,有的都是肤浅的、伪善的、短命的、抖机灵的应景之作。这种情况下,不放弃写作就是不放弃抵抗。不要说抵挡徒劳,没有意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武器,而一旦丢弃了它,掠食者就会踏过我们的行尸走肉,并且指着我们说:

看哪,这些老百姓!

在这个比黑铁更黑的时代,打死也不做尼玛老百姓。

同学高校都很贱

Friday, September 9th, 2011

不接触国外的学术圈,不知道“关系”这个词有多么热。据我有限的所知,大凡研究中国管理的学者,最后都要提到guanxi,英文里现成的词connection, relationship都无法充分表达这个汉语词微妙的含义,所以国外学者只好引进这个中文外来词。对于“关系”的运作机理,西方文献有很多研究,感觉都是隔靴搔痒,并不通透。什么角色认同、社会资本、心理合同这类大词,把关系这个概念说得玄而又玄,反倒找不到门径了。

其实要想了解关系的发生和运作,只需要看身边的例子即可,同学会就是最鲜活、最典型的例子。

同学关系,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盖因中国人习惯用“自家人/外人”的两分法来对待人际关系,正如费孝通所说:“‘自家人’可以包括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 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 真是天下可以是一家。“而无论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怎样拉伸,同学关系都处于靠近圆心的位置。杜甫诗中说:“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同学这个词语自古与少年和团契联系在一起。由于人在年轻的时候,世界观还较为纯然,与他人的交往全凭志趣,几无功利上的考量,所以同学少年就成为最长久的朋友。中国社科院杨宜音博士做过一个调查,受访者关系维系最长久的,除了血亲之外,就是同学了。小学同学的交往可达40年,中学同窗的亲密关系可以维持30年,大学同学也保持联系20多年以上,这是同事关系、同乡关系所不能比拟的。

正因为同学是一个温馨、非功利的词语,同学关系是一种持久、超稳定的关系,在中国才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有一批人通过参加高校举办的各种MBA班、EMBA班、总裁班、国学班的,与跟自己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人,建立了一种短期的“同学关系”。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那就是通过认识自己所需要的人,实现社会资本的无缝对接。名义上是“充充电”,实际上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电,只需要遇到合适的对象,就立即迸发出电光火石来。各大高校,也乐得一边数钱,一边为这些“同学中年都不贱”提供长袖善舞的戏台。到网上看看,就会发现,那些名牌大学总裁班的同学会,搞得比正牌毕业生的还要正规,从会长到理事到联络员,组织比工商联还细密,从座谈k歌到喝豆汁比赛,活动比老干部还频繁。而且,他们无论是网站还是会场,都会把“北大”“清华”“浙大”等高校的金字招牌放到最显眼的位置,这种发自内心的身份认同感,让正牌学子们都抱愧含羞。

有一位企业家,在浙江丽水一个镇开工厂,自从自费上了浙大的总裁班之后,他那张初中毕业文凭分明熠熠闪烁着211大学的光辉。在班上,他认识了杭州一家国有事业单位的老大,两人一拍即合,从此业务上了个新台阶,财源滚滚自不待言。高校收他们每人3-4万元的学费,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一样,殊不知别人借助这个平台做一票业务,纯利润就是学费的十几倍。

现在,正经的同学聚会越来越难搞,因为总有一些人,为生活所累,不能出席,或者混得不太好,不愿出席。渐渐地,同学的关系也就淡了,不过再淡也毕竟是一起度过青春时光的伙伴,那是一种真正的“自家人”。而天天觥筹交错的临时同学会的成员们,一面乐此不疲地把“同学”当成煤矿勘探和开采,一面目光又投向下一个“班”。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奥威尔说:无知即力量。在中国,他俩说得都不对,打着知识幌子的关系才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