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报

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从小就知道饭桌不仅是一个吃吃喝喝的地方，更是一个举行仪式、交换人情、或者卸下面具、坦诚相见的地方。人们有感情无法表达，所以发明了节日，人们有语言无处可诉，所以发明了筵席。

在我的老家，饭桌上有一套严格的规矩。例如，女人不上桌。在家里请客，女人不和男人们一起入席，需要另外坐一桌。还有，父子不同席。父亲和儿子不安排在同一桌上坐席，父子一般也不在一起喝酒。以前，如果谁家父子在家里对饮，是要被外人笑话的。我们村王二伯有两个儿子，都爱喝两盅，家里没有酒具，就因陋就简，用烧红的铁丝套在坏电灯泡上，截出几个玻璃量杯一样的酒壶。恰好邻居来串门，在屋外听见父子三人在说话，大儿子说：“爹，你先喝了我这一泡。”二儿子说：“爹，你不能光喝俺哥这泡，也得喝我这一泡。”邻居纳闷，以为所说的“一泡”是尿，推门一看，原来喝的是酒。从此，传为笑谈。

不过要说餐桌礼仪最复杂的，还是在酒店里请客。凡是出差去过山东的外乡人，无不对山东的酒桌印象深刻。其规矩之繁，礼数之多，学问之深，足以录制一套《百家讲坛》。

饭桌政治的精髓在于排座次。宾与主，主与次，在座位安排上有着严格的规矩。山东人正式一点的宴请很少在大厅，都安排在包厢或雅间。

以一间直筒包间为例，正对门口背靠窗户的位置是东道主的，叫主陪。主陪右侧的位置留是给第一客人的，叫主宾。主陪左侧的位置留给第二客人，叫副宾。主陪对面，背对门口的位置，也很重要，是留给第二东道主的，叫副陪。副陪右侧是三宾，左侧是四宾。其余宾主，相间而坐。这样安排的好处是，宾客里里外外都能照顾到，尽显主人的热情与好客。我到了南方，每到请客或赴宴，最不适应的是座次的安排混乱。经常看到，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位司机，大概南方人觉得，这个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点都不重要。

山东人之所以在酒桌上严格排定座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劝酒和劝菜方便。筵席一开始，主陪先敬每个来宾三杯酒，接着副陪再敬三杯，然后是主宾、副宾回敬。接下来，大家以各种名目相互敬酒。一个人的酒量、口才、诡辩能力，在这个时候都会充分派上用场。我曾回老家参加同学的宴请，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同学举杯过来说：“为我们家里的老人家们干一杯，祝他们身体健康。”这样的提议，谁又能拒绝？

不过也有劝酒不当的例子，据说有一年胡锦涛到山东邹平考察，跟大家吃饭，有一个女干部端起杯子说：“总书记，我祝你步步高升。”众人暗笑，他再高升能升到哪里去？

山东还有为客人夹菜的习惯，所以正式一点的宴请，主陪副主陪旁边都有一双备用筷子。除非客人说喝够了，主人不能随便提议停酒上主食，否则就是失礼，而且点什么主食，要征求客人的意见。在我家乡有一个副市长，开会的时候睡着了。轮到他发言，旁边的人轻轻捅了捅他，说：“该你了。”他睁开惺忪的双眼，大声说：“服务员，上饭！”。这就是主宾当得太多带来的副作用。在北方，人们认为一个优秀的东道主，应该是让客人喝醉、自己喝好。家父在这方面曾经战绩辉煌，有一次，他让一个下乡视察的领导喝得跟自己带来的司机握手，“别送了，别送了。”司机咕隆了一声：“我是你司机啊。我不送你，你怎么回去啊？”

我从北方来到南方，最大的解脱是再也不用为饭桌上逃避喝酒而头疼。南方人喝酒不劝，各自随意，让人颇为自在。但是也有一个问题，酒桌上那种热闹团契的气氛也没有了。有时候，跟人吃饭有一种“生意就是生意”的冷冰冰的感觉。此时我倒有些怀念起北方人的酒酣耳热起来。醉酒是为了让我们从另一种迷醉中醒来，从庸常的生活中浮起来透口气。当然，酒只是一种催化剂，只要跟合适的人在一起，有情饮水饱，可乐能喝醉。也许，等我们阅尽人间，回头注视，会发现，青春不过是一场酒宴。而《圣经》上说，天国也有一场筵席。所以，在饭桌上，什么规矩不规矩，政治不政治，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喜悦的人们在一起。

母亲从遥远的故乡来到我住的城市，帮我们照看儿子。自从大学毕业以来，第一次跟她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偶尔陪她一起出去散步，听她讲起故乡发生的各种奇事，那些不被报道、湮没在风中的故事，经过她朴素的描述，变成一场场悲惨的戏剧，默默地上演，默默地落幕。

故事从我的大伯母讲起。她和大伯没有生育，从贫困的盐碱滩的一户人家领养了一个刚刚满月的女儿。乡下养孩子跟养狗养猫养猪一样，哪舍得用尿布？每一个婴儿都穿“土裤”，土裤并不是裤子，而是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从田野里取来的、在锅里炒过的细砂土，把婴儿往里一戳，拉屎撒尿都在里面。有一天晚上，大伯母发现女儿要拉屎，突发奇想，直接叫黄狗来舔。黄狗跳起一口，咬到婴儿的屁股上，鲜血直流。大伯母四下看看，发现大伯没在身边，就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把婴儿插回到土裤里。没有打狂犬疫苗，也没有打破伤风，甚至连伤口都没有处理，过了一段时间，婴儿的屁股自己长好了。现在这个女儿已经出嫁，对大伯母十分孝顺。

大伯母并不是我们家乡照顾孩子最差的。有一个不到六十岁的农村老太太，外孙来住姥姥家，忽然感冒了。老太太一摸他头顶发烧，想起家里还有一袋感冒冲剂，就在黑灯瞎火中找了来。看也没看就给外孙泡上，灌了下去。没过一会，外孙口吐白沫，挣扎了两下就死了。原来老太太喂的是老鼠药。乡里乡亲知道这个悲剧，无不叹息，但也暗暗议论说：“幸亏是姥姥把孩子给毒死的，这要是奶奶毒死的，儿媳妇非跟她拼命不可。”

村民的议论不是无缘无故的。临村，有一个老奶奶，带着孙子到县城，突然斜刺里冲过来一辆面包车，老奶奶奋不顾身挡在小孙子身前，无奈车速太快，二人立扑，身亡。在老奶奶发丧那一天，儿媳妇没有出现。虽然婆婆为孙舍命，但依然得不到原谅。不过村民们说，幸亏老婆婆也死了，否则儿媳妇绝饶不了她。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古老的传统，中老年妇女喜欢把婴儿紧紧地包成一个粽子，尤其是冬天，孩子被裹到一个铺盖卷里。我们村里一个糊涂老太，到3公里外的县医院去接出院的刚足月的小孙女，把她紧紧地用被褥包了一圈又一圈。抱回家解开铺盖卷一看，孩子已经满脸通紫，口吐白沫，窒息死亡。原来，这个老太太由于把孩子包得太严，自己也分不清哪边是头，哪边是脚，她一直把孩子头朝下抱着走了一个多小时，最终，酿成惨剧。

跟中国学多地方一样，在我的家乡，身为农民即意味着终身劳作，哪怕老了也不例外。即便不下地干活，也要承担起隔代照看孩子的义务。每个人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也不管老人们佝偻着腰抱着孩子是多么艰难。老年人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加上年老体衰，注意力分散，反应迟缓，这种情况下，带小孩常出意外就一点也不意外了。农民的晚年，绝不是安度，而是危度。

在我种冬枣的舅舅家的邻村，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年久失修的桥，桥面很窄，栏杆已经烂掉。有一天，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抱着孙子到村口玩，桥上过来一辆运棉花的车，老太太向后退着给车让路，一脚踩空仰面掉到河里。这一切太突然，运棉车没有发现。直到傍晚，老太太的儿子看母亲带着孩子没有回来，就出门来找，最后在河里发现了她俩，老太太淹死了，怀里还紧紧抱着小孙子。

我问：“小孙子活下来了？”

母亲叹了口气，“没有，也淹死了。”

村民们注意到，老太太发丧，儿媳没有参加。此后，儿媳又给这家人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不幸的是，这小儿子是个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