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报

（《南方都市报》专栏）

天上不见星光，路上燃着纸钱，江风裹着灰烬扑到脸上，挂在头发上，清明节的夜晚，月小刀奔跑在江滨大道上。这已是他夜跑第46天。

在我所有的朋友中，月小刀最为独特。他曾经为了租屋旁夜间的工地噪音，持续不断地投诉了20天，最终让工地停止了施工。他也曾因为敲我家的门没有动静，而“程门立雪”40分钟。隐忍和顽强在他身上并存，他外表有多柔和，内心就有多强大。

小刀的童年辽远而孤单，他在山区长大，父母每天上山干活，就把他放到山下的小溪边，一呆就一天，他至今仍然记得那一片鹅卵石的样子。初中的时候，他被同学打了，背摔到石头上，他没敢告诉家里，一个人忍着，直到半年后疼痛发作才去就医，而这时候小伤已经发展成脊椎关节炎。

初中毕业，上了一年职业高中后，他就退学，一面养伤，一面找工作。他来到一家生产圣诞饰品的外贸私企，那里一片后农业社会的繁忙景象，从五岁的儿童到六十岁的老人，都在一起做工。几年之后，他决定完成自己的大学梦，参加成人高考。

他考上了浙江一所大学的三级学院，所谓三级学院，其实是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的产物，说是野鸡学院也不为过。当月小刀看到偏安于郊区的校园、狭小的图书室和一群混文凭的同学，心一下子全凉了，他所梦想的大学不是这样。

他要读书，他要转学。但他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更没有钱。他唯一拥有的是跑不累的腿和说不烂的嘴。从三级学院转到二级学院，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首先，二级学院要同意接收，其次，总院要同意转学，最后，三级学院要同意放人。

经过了几个月的恳求，二级学院的教务主任被他打动，给他签了接收函。总院院长看到这份函之后，二话不说，带上月小刀，找到教导主任，把公函当面撕碎，怒斥：“以后不许开这种后门！”小刀被赶出办公室，在院子里徘徊了半个小时，他做出一个决定。他走进院长办公室，声泪俱下，恳求院长给自己一个学习知识的机会。此后一个礼拜，他每天都到院长办公室去求情。也许是良心被打动，也许是想终止被纠缠的噩梦，院长在他的转学申请上签了“拟同意，请某院长酌办。”

这个某院长就是三级学院的领导，也是这个转学游戏中最大的Boss，因为如果他不同意放人，就前功尽弃。哪个院长愿意看到自己的学院被人轻贱呢？

月小刀忐忑地走进某院长办公室，看到院长在看一份《光明日报》，那标题他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中国大学的经营之道》。院长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说：“你这个小同学，给我们添麻烦了！”小刀正局促难安，但院长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感觉触摸到了天堂的门环：“你喝茶还是咖啡？”

就这样月小刀在他梦想的真正的大学里愉快地读了两年，现在他已是一家网站的主编，一个男孩的父亲，一个背负150万元房贷的上班族。债务如刀，人情似箭，生活的压力四面而来，他没有时间抱怨，一切都是未来进行时，只有拼命向前。

搬进新居的当天晚上，他就开始跑步，他说：“对我而言，跑步并没有快感。我的动力很简单，我需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我需要足够强。不想跑的时候，尤其要跑，就是这样。”

（《看天下》专栏）

跟公务员一起吃饭有三个永恒的话题：房，车，贪。他们谈起房和车固然兴奋，但只有谈起身边哪个小官又落马时才会眉飞色舞。

我发现，他们喜欢谈的话题不是大贪大腐，那个自有全国媒体去关注，而是“三小”案件。所谓“三小”是指“小工程、小项目、小干部”。因为小，往往不会被马上双规，这为小干部赢得了时间，他们会对纪检部门说，“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等回家好好梳理梳理。”然后立即一通密谋，订立攻守同盟，开始擦屁股，再一查，往往就没事了。

在我听到的“三小”案件中，又以发生在萧山、临安郊区的为最多。这不仅因为那里的干部本身级别就低，而且由于离权力中心较远，各种千奇百怪的事都会发生。

临安有一个镇干部，被纪委叫去谈话，本来是让他谈谈经济方面的问题，他一害怕，把自己搞男女关系的事给交待了。原来这个镇干部有两个情妇，一个住在山这边，一个住在山那边。镇干部每天上半夜，在山这边的情妇家睡，半夜翻过一道山梁，再睡在另一情妇家里，天亮前再翻山回来上班。让人震惊的不不仅是他开放的性观念，更是他充沛的体能。

杭州有一所学校，副校长被查出贪污。上级纪检部门召集学校班子成员，通报了副校长的经济问题。有细心的与会者发现，该校的纪委书记－－一位秃顶老太－－神色有些奇异。后来副校长被双规，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男女关系问题，包括为了拉拢纪委书记，他主动投怀送抱。办案人员说，知道这事后，背上直起鸡皮疙瘩。

小贪往往都没有胆色，办案人员一吓唬，就什么都说了。萧山有个小干部被双规期间交代了各种问题。忽然，他看到纪委的人看了一下手表，就立即说：“你这个动作倒是提醒了我，我还收过一只手表。”

相比之下，大贪因为见多识广，加上手里捏有王牌，往往可以做到守口如瓶。曾经有一次，纪检部门调查一个权倾一区的老大，查了两次，都没发现问题，还是不甘心，于是联合审计部门，一起三进山城。

这次查得更加仔细，但是这位老大实在太聪明了，他的记忆力极强，说得出家里每一笔存款的合法来源，记得清每一件值钱的物品的来路和价格，并且都能提供出发票。调查组一筹莫展，决定就此收兵，约定下午召开联合会议，准备宣布对他的结论：”经调查，没有发现该同志在经济方面有什么问题。”

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被小人物改变。有两个审计员，因为级别不够，没法参加下午的会议。他俩想闲着也是闲着，就决定去商场逛逛。来到了商场，忽然想起，还有一张老大买空调的发票没有调查。反正正好逛到这儿，就去问问吧。

卖空调的售货员是一位记忆更加超好的大嫂。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四五年，当她接过空调的发票，立即回忆起了当天卖出这台空调的情景。她斩钉截铁地说：买主绝不是老大本人，也不是他的家人，而是自己认识的另外一个生意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售货大嫂拿出了当初发票的存根，存根上有她标注的记号，这个记号只有她自己认识，意思是熟人和回头客，而老大根本不是她的熟人。

这是一条重大线索，审计员马上打电话向领导汇报。此时会议室里，领导已经拿出了调查结论报告，正准备宣读。接到这个电话，立即宣布散会！

老大被双规了。不过此人毕竟多年行走江湖，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了27天，愣是没招。

到了第28天，老大的老婆被特意安排来看她老公，夫妻俩见面，难免会说几句体己话。老大在外有个情妇，有关部门不知道，但老大老婆知道。她跟老公控诉了情妇的无情无义，有关部门发现这条重大线索，立即通过调查，找到了老大的情妇。这个女子哪里见过这么阵仗，一问就全招了：老大的金条和其他宝贝都藏在她乡下的娘家。赃物很快被起获，老大被判刑了。据说他身陷囹圄之后，当地的企业家还常去监狱里探望他，以感激他多年的照顾。

我问朋友，既然天网恢恢，那现在还有人敢贪吗？他说，由于反贪的随机性和正当性，使一些有实权的公务员不敢直接受贿，而是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例如，为他人办事后，并不立即接受好处，只说，“你记住就行了。”以期适当的时机或者退休后获得回报。我疑惑了：“如果对方赖账不给回报怎么办？”朋友抬头看了我一眼，幽幽地说：“怎么会呢？对官员来说，我们是一个诚信社会。”

（《看天下》专栏）

两年前，吕莅新在珠海的酒窖开张，邀请我去参加开业典礼，我以忙为由没去，这事我后悔了好久，因为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开业庆典了。吕莅新是我的大学同学，爱美食美女及一切美的事物。酒窖三百多万的投入，花光了他的全部积蓄。在我看来，进军红酒这样一个高深莫测的领域，实在不靠谱。咱们中国人上溯三代都是泥腿子出身，干活累了有两口老白干喝就不错了，装什么贵族呀！

今年春天，吕莅新来杭州，雄姿英发，满面春风。原来他的酒窖生意很火，正准备开第二家分店。在他的引荐下，我认识了一群杭州的红酒客。这些人中，有戏梦人生的玩家，有唯利是图的商人，也有把爱好与赚钱结合为一体的职业经理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认识一个叫谢伟的人为荣，常常把“我和谢伟一起买过一瓶酒”作为讲故事的开场白。

谢伟，1971年出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酒店工作，较早接触到各类外国红酒，从此沉迷进去。“如果我有一笔3000元的收入，我想到的是马上买一瓶心仪的酒。”就这样，他把全部积蓄都用来买酒，喝到几乎身无分文。“用我妈的话说，我的钱都冲进下水道里去了。”坐在杭州求是路富隆酒窖二楼，谢伟自嘲道。

自从1998年借钱开了第一家酒屋，谢伟已经在红酒业浸淫了14年。他开创了这个城市里葡萄酒销售的堂饮模式，酒窖二楼的品酒区更像是一家私人会所的会客厅，水晶吊灯，轻纱柔幔，大理石与花岗岩混铺的地面，宽大的沙发，高耸的烛台，像电影里的情景。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谢伟喊来服务员，责问他今天的音响怎么回事，服务员应诺一声跑下楼去，不一会响起了法语的《玫瑰人生》。

葡萄酒在中国这几年忽然勃兴，相对于几年前红酒兑雪碧这种不土不洋的喝法，红酒知识在大众中日渐普及。胡润财富报告中说，千万富翁喜欢喝红酒和威士忌。媒体和经销商极力把喝红酒树立成生活品味的标配，在杭州这座660万人的城市里，谢伟的竞争对手每年十几家的速度在增长，名庄传奇、欧博酩庄、法妮亚⋯⋯名字一个比一个“洋气”，地产大亨、资本大鳄、橡胶大王也纷纷进入这个游戏。有的风风火火，有的志在必得，有的已经销声匿迹。主营房地产的中策集团前几年投入近5000万元，提出要“像苏宁电器卖家电一样卖酒”，并在两年内在杭州开出了20家连锁店。但是2009年开始，由于资金压力、门店业绩欠佳，利客满门店纷纷关门。不过这根本吓不退浙商，就像奔腾的野牛吓不退狮子一样。

潘迪晞是浙江久加久连锁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是谢伟的好朋友。不过在生意场上，他的公司是传统酒窖的竞争对手。成立5年以来，久加久在浙江遍地开花，销售品种遍及各大酒类。事实上，他们盯上了中国最有潜力的消费群体—富商和领导。如果你到浙江的二三级城市走走，会发现红酒连锁商店都会开在政府所在地附近。这样选址除了考虑到地段繁华之外，还有给领导进行酒文化普及教育的良苦用心。

谢伟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不认同国产葡萄酒。他们告诉我：你在饭店喝到的标价98元的国产橡木桶红酒，进价只有18元，其中还包括给商家的返利和免费面包车服务。实际上，这瓶酒的成本只有5元多，其中瓶子、酒标、包装盒成本4元，酒—这神的水滴—成本1元多。潘迪晞认为有一种国产楼兰葡萄酒还是不错的，楼兰是久加久的母公司所经营的品牌。

红酒达人们把品酒说得神乎其神。比如说，小拉斐，像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富有个性，拉图则像一个成熟优雅的女人，万钟风情。还有人用音乐来形容葡萄酒的味觉，有的像德彪西的音画，有的像肖邦的奏鸣曲。有没有一种酒像二泉映月，有啊，进价18元的国产橡木桶。

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要想学会品红酒，只有一条路：多喝。谢伟介绍了两种办法，一种是从简单喝到复杂，一种是一开始就喝好酒。“那学会品酒要花多少钱？”我忐忑地问。“20万就够了！”谢伟回答。

我认识的每一个卖红酒的人同时也都在收藏酒。谢伟的别墅里就挖了一个酒窖，里面放着他价值连城的收藏。我问他存这些酒，如果不喝不卖的话，会做什么用。他沉默了一会，忽然眼睛变得晶亮：“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会安排好所有的后事，在朋友的第三方监管下，把这些酒全都留给我的女儿。她2000年出生，那一年是葡萄园的好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