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呆在中国的那段日子，中美之间的几十年不遇的大事都让他赶上了。1999年5.8游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

1999年，何伟到南京出差，听到一阵震天的呐喊声，南京的学生们上街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由于南京没有任何美国领事馆，学生们一怒之下把麦当劳砸了。次日，只见麦当劳叔叔（有南京亲历者回忆是肯德基上校）只剩下一个屁股和一根杆子立在春风中。

读何伟的书，发现一个规律，写中国题材的非虚构作品，一定要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把自己描写成被欺负的角色，这样才能抖落一地机灵，博得一片同情。何伟说5.8之后，他在中国抬不起头来，人人见了他都先问国籍，再让他表明对轰炸大使馆的立场。

在北京一个清真餐馆里，何伟又被邻桌的汉人问起从哪儿来的。何伟毫不避讳说美国。汉族人就问他对美国轰炸大使馆怎么看？ 何伟说是美国政府干的，我不了解情况，跟我无关。大家就问他难道不道歉吗。僵持之下，一个维族人出来挑战汉人，何伟跟他交了朋友。

我觉得何伟在5.8之后过街老鼠一样的日子，有些是为了制造戏剧性而故意装孙子所致。因为当中国人问他国籍的时候，他如果真想避免麻烦，完全可以回答是加拿大，澳大利亚人，但他坚持自己是美国人。这是一种迎战姿态。当然找烦恼也是为了写书需要。

中美撞机事件，中国要求美国道歉，但美坚持不肯，双方开始玩辞藻游戏。美方先用了regret，后来用了两个very sorry，在美国人看来都不是道歉的意思，分别是“非常惋惜”，“非常抱歉”。道歉应该用apologize，而鲍威尔多次表示拒绝向中国apologize，因为道歉即意味着美国在撞机事件上有错。中国外交部将Very sorry翻译成“深表歉意”！中国媒体随之宣布：美国道歉了！

何伟想起自己在涪陵师专的时候，看到学生们学的一本《美国社会调查》的课本，里面罗列了南加州的犯罪、种族主义等问题，何伟说，书中说的都是真的，但是在这个遥远的中国的江城，抛开具体背景，讨论这些美国社会问题有什么意义呢？

何伟认为，负面新闻的报道，本质上是为社区和群族服务的，一个社区中出了个混蛋，记者就应该把他揪出来，哪怕这个混蛋是美国总统。但是，报道遥远国家琐碎负面新闻，实在看不到什么意义。

很多西方媒体，每天让助理寻找中国的负面消息，当成大新闻报道。但是何伟说他看不到这种报道的意义何在。甘肃贩卖婴儿，这个美国的读者知道有什么用？中国是一个变化的社会，不能脱离了具体的背景和语境，谈论这类琐碎的社会问题。

书中最有趣的一段是他写姜文的。姜文当时正拍《鬼子来了》，他向何伟解说了自己的理念，而这些话几乎从没跟中文媒体说过。姜文说：我们是受害者不假，但我们也要反省。不能指着别人说，他邪恶。那样把问题简单化了。

姜文对何伟说：把中国想成一块地，国民党，共产党，林彪，江青，都是地里的种子。他们以不同方式生长，有的长得好，有的长得坏。当鬼子来了，你可以说他们本来都是坏蛋，法西斯。但为什么他们变得更坏。咱中国人得谈谈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坏东西都是越变越坏。

姜文继续说：很多人头脑太简单了，只会说我们是受害者，他们是坏蛋。其实历史都是个人史。我有个朋友说，如果你到电影局当领导，一定能百花齐放。我说，那会把我变成一个坏蛋！我门口要是有站岗的，我准压抑死。那不是人呆的地方，这是体制、环境造成的。

写人情比政治好玩多了。何伟的朋友Willy娶了一个四川妻子Nancy。南希持家，觉得婚礼太贵，只同意拍婚纱照。何伟翻着他们的影集，看到不同的背景和化妆，看上去好像举办过12次婚礼，尽管他们一个也没办。南希不让老公买DVD，说太贵。

对于一些琐碎的中国细节，何伟在这本书里津津乐道，我却看得昏昏欲睡。例如，他讲到乐清买9/11盗版碟的经历，以及碟是如何粗制滥造，我觉得他在没话找话硬写凑数。

《甲骨文》这本书写得真乱，东扯葫芦西扯瓢，浮光掠影，浅陋猎奇，内容组织没有逻辑，前后不搭，左右失联，中心人物是个维族人，却没有任何好玩的故事发生在他身上，除了种族符号，实在想不出放这个人物的意义何在。

这本书问题出在哪里？亚马逊网站上一位读者说得好。写江城的时候，他写的是经历。写甲骨的时候，他做的是生意。前者充满了初到中国的外籍教师的惊奇，文字带着温暖，后者完全是职业记者的冰冷视角，文字琐碎，缺乏生机。

这本书的作者伊安（Ian Halperin）是一名在美国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记者，曾经获得过《滚石》杂志的调查类报道奖，专门不负责任地报道一切。他曾经在博客里说安妮丽娜-朱莉的性伙伴中包括男人和女人、连动植物都不肯放过；他还曾披露布拉德-皮特有一个苏丹情人，两人在戛纳电影节上幽会。当然，这些他都拿不出任何证据。

伊安称，《摘下面具》是他调查研究了迈克尔-杰克逊五年之后所得出的成果。2004年，伊安旁听了那场著名的“娈童案”审判，当听到迈克尔无罪的时候，他感到震惊和失望。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了为期五年的调查。在调查中，伊安说，那些“不愿透露姓名的人”、“麦克尔身边的人”向他提供了大量内幕。书中说，迈克尔-杰克逊喜欢玩弄儿童在圈子里是尽人皆知的，他之所以一次次能够逍遥法外，全靠了财神开路以及全明星律师团应对有方。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作者洋洋得意地自我表扬了一番。2008年圣诞节前夕，他在博客上透露，迈克尔-杰克逊健康状况很糟糕，不会活过六个月。当时，娱乐圈为之震惊，迈克尔公开辟谣。结果怎么样？过了六个月零一天，迈克尔死了！

伊安进而得出结论，迈克尔-杰克逊死于贪婪。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杰克逊和他的顾问们都明知道，一代歌王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奇差，但依然孤注一掷准备举办2009年7月份伦敦演唱会。而每一个见到这个藏在人造脸下面的老人，都会知道这简直是一场疯狂的闹剧。

事实究竟如何呢？亚马逊网站上读者赞同率最高的一则评论指出，伊安的这本书了无新意，基本依据是前些年英国小报关于迈克尔-杰克逊流言蜚语的再包装，另有一部分原创内容来自匿名的消息源，或者更准确地说，来自作者猜测与想象。事实上，半年多以前，英国和纽约的权威医生给迈克尔-杰克逊做过体检，结论是，除了皮肤病和小感冒之外，歌王的健康状况良好。去年为了迎接演唱会，迈克尔做了100多个小时的排练，甚至他死之前几个小时，还在彩排，这些都有录像为证。而且按照常理，假如他的健康真的恶化，组织演出的AEG公司不会冒着被退票和上法庭的风险，组织伦敦演唱会的。伊安的这些惊人内幕，只是为了耸人听闻而已。

明星嘛，本来就是用来八卦的。至于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捏造，对于读者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读者想要的是一个像模像样、自圆其说的惊悚故事，而讲故事正是伊安所擅长的。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这位老兄已经出版了五本书，内容涉及模特隐私、歌手之死，走的是香艳加阴谋的路子。

如今《This is it》的上演，揭穿了这本书的谎言。因为电影用无可辩驳的画面表明，MJ为准备伦敦演唱会简直是拼了性命去排练，只是他和他的歌迷都没有想到结局竟如今天。

又翻龙应台大江大海，这本书如果把下面类似的话都删掉，可读性将提高80%。这些鸡鸡婆婆的话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一躲就是六十年。”

龙应台难道不知道，她所操的汉语里有一种写作手法叫白描。在描写给外公烧香时，龙非要说，那烟”像柔若无骨、有所企求的手臂，随风没入天水无色之中。”怎样能冲淡文字的悲剧感，多用这种油滑的比喻吧。

龙应台这个鸡婆，《大江大海》我已经看到了76页，里面除了费尽笔墨摹写她的父母和她自己，并无一点大历史的叙事。

我无法消受龙应台这样的叙事方式，当毛泽东演讲的时候，“槐生（龙父的名字），原来你也在这里。”

应台，我们可不可以把岁月交给风，把往事交给云，把比喻交给诗人，把修辞交给小说，把自恋交给自传，只把历史事实留给《大江大海》。

即便在引用平实的史料的时候，龙应台也压抑不住修辞的冲动。引用英国驻青岛领事日记，她也要耍耍比喻：“他记载这一天，不带情感，像一个隐藏在码头上空的摄像机。”p.77

龙应台采访诗人痖弦。痖弦是河南流亡的中学生，看到布告“有志青年到台湾去”，就参了军。部队许诺，到海那边每人发一件软玻璃雨衣。到了台湾，痖弦拿到神奇的雨衣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显然当地渔民都一人一件。

上海为什么有西藏路，台北为什么有兰州路？这个规矩原来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制定的。读龙应台《大江大海》得知，1862

龙应台《大江大海》中考证出，街道名字以中国省市名字命名的传统，肇始于1862年。上海英美租界合并，街道要改名。最后达成“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以中国地名命名街道，以免内讧。

龙应台《大江大海》正文中，经常莫名其妙冒出三个字“飞利普”（例如P.135），如果这不是为电器公司做广告的话，那么是什么意思？

龙应台说：共军打济南时，用的是“边打边俘边补”的策略。俘虏的国军，换上帽子，或者只换帽徽，就填充前线去打国军，而统计共军伤亡时，这些反戈一击的战俘是不计入的。p.150

奔着看“长春围城”才读《大江大海》的人们，请直接跳到166页。

除了书信和说明书之外，我不能容忍第二人称叙事。比如龙应台的这些文字：“你挨饿的时候，你的身体很瘦，但四肢会浮肿。你的头发，变得很细。” p.167

被围城饿死，被炮轰死，被砍头活埋，被原子弹熔化而死，这些死法，哪一种更体面，哪一种更人道？没有任何区别！人根本就不应该那样死！也许这就是中国人从近百年世界史中获得的最大的教训。

龙应台对待历史数据的态度是很草率的，关于长春围城死亡人数，书中说，有两个数据，有人说10万，有人说65万。龙应台玉手一挥说：“取其中好了，那就是30万。”取中值的统计学依据何在？瞎掰嘛。

《大江大海》中也有精彩的内容，那就是未被文学加工的访谈录，还有历史材料的原文照登。

从物理上翻完了《大江大海1949》，用一句话评价：这本书是一流的选题，二流的材料，三流的史观，四流的叙事，五流的文笔，不入流的结构。

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有一位卡内基-梅陇学院计算机教授兰迪-鲍许Randy Pausch写的畅销书《最后一次演讲》（The Last Lecture），这是作者用生命的最后时光写下励志书。

2006年，兰迪-鲍许被诊断出胰腺癌，这是一种典型的绝症，确诊后能存活5年的患者不足4%，所以说，他等于被判了死刑。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兰迪决定给世界留下点什么。兰迪开始平静地料理身后之事，他有恩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分别只有五岁、两岁和一岁。兰迪知道，将来这些孩子未必记得他们的爸爸。而他们一旦懂事之后，肯定会问：谁是我们的爸爸？兰迪决定留下演讲的录影，来回到孩子们这个问题。

兰迪在书中解释为什么不为夫人庆生，也要飞到大学里做演讲，”受伤的狮子要证明自己还可以怒吼”。”如同退役的篮球队员最后一次把球投进篮筐”。”爱我的人们啊，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到我的肉身了。”

兰迪的演讲非常成功，他成了网络上年轻人的偶像，在Youtube等视频网站上，世界各地的网民，聆听了他的演说：”手里有什么牌，不由我们决定，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出牌。”"砖墙的存在只有一个原因：它证明我们对目标的渴望有多么热切。”2007年9月18日，他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后来他写下了这本书，2008年7月，他病情恶化，与世长辞。

兰迪的书很让人想起另外一本面对死亡的人写的书《潜水钟与蝴蝶》–前ELLE主编用眨眼皮的方式写下的回忆录。这两本书都令人心惊，因为它们揭露一个没有人愿意听的残酷事实：即使幸福也无法挽救人于死地。

然而，《最后一次演讲》所获得的也并非全是好评。在亚马逊网站上，有不少人给了这本书打了1星，有读者抱怨，这本书的道理太浅了，”写了些幼稚园所教的道理，但包装得像获了普利策奖一样。” 还有人更不厚道地说，他的书是将死之人对自己的赞美。

亚马逊网站上这些读者的指责有失厚道，但也引出一个话题：作者重要还是作品重要？

《最后的演讲》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本遗著，罗伯托-波拉诺的《2666》。这是一本长篇小说，作者到死都没有写完。跟兰迪教授有一点类似，波拉诺也是在检查出致命疾病之后，决定写书的。罗伯托*波拉诺原籍智利，到西班牙做苦工，写诗，1992年被检查出严重肝病后，他认为自己时日无多，决定写小说，以便能够给子女留下一点遗产。1998年，波拉诺出版了长篇《荒野侦探》，使他跻身一流小说家的行列。2003年，他去世之前，他差一点完成了《2666》。

波拉诺的两部小说，让评论家们确信，又一个马尔克斯诞生了。只是波拉诺注定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第一是因为诺奖不会颁给死人，第二也许是因为即便他还活着，他也不反对自己的祖国。

《2666》这本长篇，有900页厚，全中国大概只有一位叫”比目鱼”的著名博客读过。根据他的评介，这是一本恢弘瑰丽的大书。乍看上去有些丑陋，这恰恰是一流作家的特征，二流作家只写人们熟悉的美的东西。

毫无疑问，兰迪教授本身的遭际，能够激起人们的恐惧与怜悯，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然而，波拉诺的书却在提醒我们：作者是作者，书是书，两者不应该合二为一。

回顾人类的群星灿烂史，我们发现，不写自己的书似乎更有价值。荷马是个盲人，但《荷马史诗》却没有一句提到他自己；司马迁受了宫刑，然而在《史记》里，我们哪里能读到半句他对自己悲苦的描述。个人的命运和书的内容应该有一条分界线存在，至少不应该无缝粘合。

濒临死亡，造就了他们的表达。同样是最后的天鹅之歌，兰迪用教育家的方式，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励志书，他毫不掩饰对于人世的眷恋。波拉诺用了小说家的手法，他把自己的苦难浑然忘却，在书中创造了一个集美丽与丑陋于一身的世界。

在《2666》中，波拉诺笔下的人物向一位卧在病榻上即将死去的哲学家请教人生的意义，哲学家回答：”要快乐。要活在当下。要善良。或者干脆问问你自己：你是谁？你在这里做什么？离开吧！”

对于我这样的70后们来说，一提起古典音乐就有点羞愧。我们从小全部的音乐修养就是一些流行歌曲、迪斯科舞曲、还有零零星星的轻音乐。对于古典音乐不但缺少机会接触，即使接触了也听不懂。也曾有一段时间特别想补补课，但是一无好老师，二没好教材，渐渐地也就淡漠了。只有坐在宾馆的马桶上，才能偶尔听到头顶上响起莫扎特的小夜曲，不过随着 “哗啦”一声水响，这点可怜的古典音乐熏陶也中断了。原来不懂古典音乐也照样能过日子。

当这本大部头的《听音乐》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恨不得时光倒流30年。我小时买的最贵的一本书，是一本写给中小学生的音乐启蒙教材。看着蝌蚪一样的五线谱，我恨不能跳进家门前的池塘，把老青蛙都抓来给我当老师。想不到，如今老师就在眼前了。

《听音乐》是西方音乐欣赏的一本经典教材，至今已经7次再版，中文版是根据第6版翻译的。这本书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混沌问题搞明白。而复杂和混沌，是我们欣赏古典音乐遇到的最大的障碍。

为什么音乐需要从娃娃抓起？因为孩子的心灵是一张白纸，你给他们听什么就是什么，那些音乐本身会在他们头脑里做出解释。而年纪稍大就不行了，白纸已经被画满，不再接受未归类的东西，换句话说，需要从音乐听出意义。

我依然记得我第一次听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的时候。那时得以在双卡录音机上，偷偷把语文老师的正版磁带翻录下来。当李德伦的指挥棒一挥，我仿佛一下子全听懂了，因为我一边听一边把音符还原成画面。我联想到我家门口的河，河岸上随风招摇的苜蓿，一个白衣少女款款向我走来……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我拉着这白衣少女的手跑啊跑啊，终于躲到了一个大树洞里，盼着暴风雨不要停不要停。但是终于雨过天晴，彩虹在天空浮现，我们一起唱起了感恩的旋律……如果贝多芬地下有知，知道我这样理解他的音乐，不知道会不会气得从国家大剧院爬出来。我就这样硬生生把一部《田园》听成了少年维特之烦恼。

而《听音乐》这本书告诉我们，音乐就是音乐，它其实跟画面感、跟故事性没有多少关系。想听懂音乐，没有捷径，最好就是把音乐的各个要素和各个流派一一解剖开来。这本书每一章节后，都附有音乐录音，为此英文版单独出售8张CD，售价150美元一套。而中文版显然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现实，一张DVD搞定，而且价格包含在书价之中。用句电视购物的台词来说，实在太超值了。

若干年前，我去听一场音乐会，身边一家三口对舞台上的乐器发生了兴趣。女的指着低音提琴说：”看看，人家的大提琴多高，有1米8吧。”男的说：”可不是，将来让咱孩子练这个算了，发大水还能当船使。”

看完《听音乐》，并不能保证你从此能够听懂古典音乐，但至少你不会在孩子面前闹这样的笑话。

原载《广州日报》

你想获得帝王一样尊贵的享受吗？不必奢望独中亿元大奖，或者住进花园洋房，只要花费20元或更少的钱买一本《沉思录》就够了。

《沉思录》的作者是古罗马的皇帝马可•奥勒留（公元121-180）。跟古今中外荒淫的暴君不同，他没有三宫六院，酒池肉林，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马背和篝火边度过。在戎马倥偬的间隙里，他写了一本给自己看的书，一共十二卷，就是这本《沉思录》，也翻译成《马上沉思录》。

这是很多国家的领袖们的案头书，据说克林顿就喜欢读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里面说过–“那么，尽情快乐地生活吧。”且不去管它。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们来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给我们兜头浇了一盆冷水，又像喝下了一杯苦咖啡。原来，两千年前的烦恼跟今天没什么区别，强大帝国的皇帝跟今天的上班族都有着同样的困惑。奥勒留好像伸手拍着我们的肩膀，目光灼灼，对我们说：好自为之吧，你并不能改变世界。生活像一锅烂白菜汤，谁不得一仰脖一闭眼喝下去。付出你最好的努力，但要始终认清你的局限所在。

从哲学传承上讲，奥勒留是斯多葛学派的传人，在这里我不准备Google一堆古希腊哲学的教条来冒充知道分子。在《沉思录》中，我读到了佛陀、孔子、老子、圣经的思想。可见，智慧是跨越时代、地域、宗教和种族的。正应了那句话：东方圣人出，西方圣人出，其心同，其理同。

简单归纳一下，《沉思录》说了下面这些道理：把你自己当成自然的一部分；接受命运，不要抱怨；不要为身边有讨厌的人而大惊小怪；接受变化，死亡也是变化的一部分；万事都是重复的，人活四十跟千岁也没区别；趁活着的时候，追求简朴、美德与快乐；压力是正常的，是宇宙的一部分，忍耐也是正义的一种；我们生来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伟大，我们为他人而生；既然我们平静与快乐在我们内心，为什么要向身外去求呢？

当然，如果奥勒留像我这样的行文的话，那就不是“马上沉思录”，而是“的士咏叹调”了，也许还要加上“无病呻吟”几个字。像无数先哲一样，奥勒留的文笔优美舒扬，擅用比喻，充满了诗意。比如他说—

“假设人们杀死你，把你切为碎片，诅咒你。那么这些事情怎么能阻止你的心灵保持纯净、明智、清醒和公正呢？例如，如果一个人站在一泓清澈纯净的泉边诅咒它，这清泉决不会停止冒出可饮用的泉水，如果这个人竟然把泥土或垃圾投入其中，清泉也将迅速地冲散它们，洗涤它们，而不会遭到污染。那么作为拥有一种永恒的泉水而不仅仅是一口井的你将怎样呢？要每时每刻地塑造你自己，达到与满足、朴素和谦虚结为一体的自由。”

不过，这本《沉思录》的中文译本可能并不适合朗读，它是根据乔治•朗的英文译本转译的。而朗译存在一个问题：风雅有余，信达不足。中文译本喜欢用绵长的句子直译，偶尔有叠床架屋、不知所云的地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诚如译者何怀宏所说：期待将来有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本子问世，让现有的这个译本完成其历史使命。

连岳的心灵老母鸡自助汤

　　如果连岳开一个感情诊所的话，会不会每天女顾客盈门？哦，请不要称呼她们“女病人”，她们至多算“心病嫌疑人”。

　　我由衷赞美那些给连岳写信的人，无论他们身在何方。在一个喧哗与骚动的社会里，提对问题比给出答案更为紧要。1980年，一位署名“潘晓”的读者给《中国青年》杂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个轰动中国的真问题：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20多年过去了，有的路拓宽了，比如机动车道和财路；有的路却变得更窄，比如人行道和心路。

　　爱问连岳的人提出的问题，除了“爱情”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外，还包括以下几大关键词：“处女（膜）”、“二（三）奶”、“性致”、“劈腿”。这本书如果放到网上，被防火墙软件自动扫描到的话，很可能会被误判成为一本黄书（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连岳的博客经常会打不开）。而事实上，人工审读会发现，连岳的书比圣人的床单还要干净。

　　历史上的禅宗，一直有“顿悟”和“渐悟”两派。顿悟派喜欢当头棒喝，有时候还会砍笨徒弟的手指头。连岳显然是“渐悟”派的传人，无论爱问者的问题多么琐碎繁复，他都能气定神闲、侃侃如也，把地上一堆纠缠不休的乱线，布成一个井井有条的局域网。当然他的解答中不乏善意的反讽和柔和的机锋，像武侠小说所写的那样——用一股绵绵的真气，把对方劈来的一掌化为无形。

　　有一次，到外地出差，跟一位老友相见，卧谈至深夜，八卦聊完，我俩开始用连岳的警句像土匪一样对“切口”。老友说，他喜欢的段子是，一个女孩，从外国男友那里收到一份礼物，一个廉价手链，女孩强调：“It’s cheap, but nice（很便宜，但很好）。”后来链子断了，女孩心慌，问连岳这是不是一个不好的预兆。连岳回答：你想多了，链子断了是因为“It’s cheap, but not nice（很便宜，但不好）。”我说，我喜欢的段子是，一个大学女生，被男友的妈嫌弃，因为她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男友家传宗接代的任务。连岳先引用了《圣经》中的话，“不要把珍珠丢弃给猪”，接着话锋一转：人类中有没有披着人皮的猪呢？有！你男朋友就是一个。至于你男朋友的妈，简直是猪中之猪。我这么说，丝毫没有侮辱猪的意思。

　　如果你读了连岳的书，会发现以上段子与原文有不少出入。没办法，人到中年，记忆力的半衰期很短，我俩只好半靠背诵，半靠发挥。

　　后来我俩的话题集中到一点，那就是为什么连岳能够写出这么好的情感专栏，而我俩则不能。老友说，原因很简单，我了解连岳，他是一个心如赤子、知行合一的人，当他说“不要乱搞”的时候，他自己首先做到了不乱搞。我说，那我也知行合一啊，我的主张跟他相反，并且我也做到了。为什么我还是写不出他那样的文字呢？

　　答案——哦，朋友——在风中飘荡，在风中飘荡。细读连岳，你会发现，他并不指望自己的回答对提问者能起多大的功效，因为他相信《圣经》所教训的——人的帮助并没有用处。换句话说，连岳只是抱出了家里的老母鸡，对女青年们说，想喝心灵鸡汤吗？来吧，不过你们需要自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