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汉语写作，最大的问题在于，你的面前总有一群目标读者在晃动，他们决定了你写什么，以及怎么写。
前几天整理邮箱，把在诺丁汉留学期间的邮件进行了分类存档。既然美国人何伟在涪陵支教两年，就能写一本《江城》，那我这9个多月的日子，也可以写一篇万把字的特写了。但是想来想去，只开了个头。
大巴前沾满了人。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丈夫送妻子。我没有亲友来送，只是跟单位人事部的同事握手言别。大巴开动，窗外一片告别的手，车上有人擦眼抹泪。
2006年9月24日13:30，当我们从浦东机场起飞前往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时候，回程票早已买好，9个月零16天之后，我们将重新回到这片古老的土地。当一个故事开头和结局都被安排妥当，唯一的悬念就是故事的进程。
写不下去了，不是没有故事，不是没有写作冲动，而是心里有了读者影子。尽管我决定只写自己，但难免还是要涉及到别人，怎么写亲密伙伴小东包，怎么写朝夕相处的小组同学，怎么写惊鸿一瞥的姑娘们，怎么写内心的挣扎与困惑？我怎么好意思用中文说：留学生活的前几个月，最担忧的一件事其实是饿。我其实最憎恨集体生活，渴望自己独来独往。我精神压力很大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这些都不足于熟人道也。
思来想去，越发觉得，除非虚构，这中文简直没法写了。
刚做自由撰稿人的那会，我异想天开，准备向国际同行接轨。在西方，自由撰稿人实际上是为多家媒体服务的高级记者，帮媒体采访他们采访不到的人，撰写他们自己的雇员写不了的稿子。所以，西方的专栏也好，特写也好，很少有人写“我有一个朋友如何如何”，他们写的人物都有真名实姓，并且绝不会为尊者讳，为熟人隐瞒。
我看美国记者张彤禾（Leslie Chang）写的非虚构作品《工厂小妹》，里面毫不避讳地披露，敏的男朋友是工厂的保安，经常监守自盗，从厂里拿Couch的包给她用。这相当于一项直接的指控，换成中国作者，绝对不会提这件事。因为这不但辜负了当事人的信任，而且把她及其男友置于危险之中。西方记者追求真，为此不惜得罪人。
但是，当我把这套方法搬到自己的写作生涯中，不但得罪了受访人，还使我几乎失去了交往多年的一位好朋友。其实，我不过就是把被采访对象的原话写了出来而已。
对于陌生人的生活不能照实写，对于亲朋好友和熟人就更不能了。
有一次，我对一位北京的老朋友说，我希望我比你们多活一年，这样，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写出我们经历的故事。当然这只是玩笑而已，即便是当事人不在，其家人，其学生也会在乎你所说的话。
我终于明白了，要想真正实话实说，最好是换一批目标读者，换一种思维方式，最好，换一种语言。
我想起了英若诚老先生，在弥留之际，在病榻上，对美国女学者康开丽用英文娓娓叙述自己的一生，逝世后出版了自传《水流云在》。现在，我特别理解英老爷子的心理，换一种语言，等于换一批听众，语感、视角、叙述方式也会因之而不同，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为了重燃写作的篝火，需要去找另一片空间，用另一种语言，署谁也不知道的名字，把那些恶梦说出来。如果，我不告诉你我的那些隐秘的恶梦，我告诉谁去呢？
虽不敢说自己写的中文有多好，至少用了30多年，词语还算通顺，表达还算清楚。但是换成英语，几乎等于从零开始，这好比复归于婴儿。要面对无数的挫折，面词不达意的痛苦，更要面对无数批评与不屑。
但是我意已决，跟谎言和掩饰说再见的前提是跟汉语说再见。五年不见成果，就写六年，十年不出作品，就写十一年。
这期间，还要靠写汉语吃饭，但汉语所写只是冰山上面的部分，英语所呈现的才是整座冰山。
未来在某个陌生的地方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