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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政治

Friday, February 3rd, 2012

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从小就知道饭桌不仅是一个吃吃喝喝的地方,更是一个举行仪式、交换人情、或者卸下面具、坦诚相见的地方。人们有感情无法表达,所以发明了节日,人们有语言无处可诉,所以发明了筵席。

在我的老家,饭桌上有一套严格的规矩。例如,女人不上桌。在家里请客,女人不和男人们一起入席,需要另外坐一桌。还有,父子不同席。父亲和儿子不安排在同一桌上坐席,父子一般也不在一起喝酒。以前,如果谁家父子在家里对饮,是要被外人笑话的。我们村王二伯有两个儿子,都爱喝两盅,家里没有酒具,就因陋就简,用烧红的铁丝套在坏电灯泡上,截出几个玻璃量杯一样的酒壶。恰好邻居来串门,在屋外听见父子三人在说话,大儿子说:“爹,你先喝了我这一泡。”二儿子说:“爹,你不能光喝俺哥这泡,也得喝我这一泡。”邻居纳闷,以为所说的“一泡”是尿,推门一看,原来喝的是酒。从此,传为笑谈。

不过要说餐桌礼仪最复杂的,还是在酒店里请客。凡是出差去过山东的外乡人,无不对山东的酒桌印象深刻。其规矩之繁,礼数之多,学问之深,足以录制一套《百家讲坛》。

饭桌政治的精髓在于排座次。宾与主,主与次,在座位安排上有着严格的规矩。山东人正式一点的宴请很少在大厅,都安排在包厢或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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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间直筒包间为例,正对门口背靠窗户的位置是东道主的,叫主陪。主陪右侧的位置留是给第一客人的,叫主宾。主陪左侧的位置留给第二客人,叫副宾。主陪对面,背对门口的位置,也很重要,是留给第二东道主的,叫副陪。副陪右侧是三宾,左侧是四宾。其余宾主,相间而坐。这样安排的好处是,宾客里里外外都能照顾到,尽显主人的热情与好客。我到了南方,每到请客或赴宴,最不适应的是座次的安排混乱。经常看到,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位司机,大概南方人觉得,这个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点都不重要。

山东人之所以在酒桌上严格排定座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劝酒和劝菜方便。筵席一开始,主陪先敬每个来宾三杯酒,接着副陪再敬三杯,然后是主宾、副宾回敬。接下来,大家以各种名目相互敬酒。一个人的酒量、口才、诡辩能力,在这个时候都会充分派上用场。我曾回老家参加同学的宴请,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同学举杯过来说:“为我们家里的老人家们干一杯,祝他们身体健康。”这样的提议,谁又能拒绝?

不过也有劝酒不当的例子,据说有一年胡锦涛到山东邹平考察,跟大家吃饭,有一个女干部端起杯子说:“总书记,我祝你步步高升。”众人暗笑,他再高升能升到哪里去?

山东还有为客人夹菜的习惯,所以正式一点的宴请,主陪副主陪旁边都有一双备用筷子。除非客人说喝够了,主人不能随便提议停酒上主食,否则就是失礼,而且点什么主食,要征求客人的意见。在我家乡有一个副市长,开会的时候睡着了。轮到他发言,旁边的人轻轻捅了捅他,说:“该你了。”他睁开惺忪的双眼,大声说:“服务员,上饭!”。这就是主宾当得太多带来的副作用。在北方,人们认为一个优秀的东道主,应该是让客人喝醉、自己喝好。家父在这方面曾经战绩辉煌,有一次,他让一个下乡视察的领导喝得跟自己带来的司机握手,“别送了,别送了。”司机咕隆了一声:“我是你司机啊。我不送你,你怎么回去啊?”

我从北方来到南方,最大的解脱是再也不用为饭桌上逃避喝酒而头疼。南方人喝酒不劝,各自随意,让人颇为自在。但是也有一个问题,酒桌上那种热闹团契的气氛也没有了。有时候,跟人吃饭有一种“生意就是生意”的冷冰冰的感觉。此时我倒有些怀念起北方人的酒酣耳热起来。醉酒是为了让我们从另一种迷醉中醒来,从庸常的生活中浮起来透口气。当然,酒只是一种催化剂,只要跟合适的人在一起,有情饮水饱,可乐能喝醉。也许,等我们阅尽人间,回头注视,会发现,青春不过是一场酒宴。而《圣经》上说,天国也有一场筵席。所以,在饭桌上,什么规矩不规矩,政治不政治,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喜悦的人们在一起。

我听见呜咽的风刮过故乡的房梁

Thursday, January 26th, 2012

母亲从遥远的故乡来到我住的城市,帮我们照看儿子。自从大学毕业以来,第一次跟她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偶尔陪她一起出去散步,听她讲起故乡发生的各种奇事,那些不被报道、湮没在风中的故事,经过她朴素的描述,变成一场场悲惨的戏剧,默默地上演,默默地落幕。

故事从我的大伯母讲起。她和大伯没有生育,从贫困的盐碱滩的一户人家领养了一个刚刚满月的女儿。乡下养孩子跟养狗养猫养猪一样,哪舍得用尿布?每一个婴儿都穿“土裤”,土裤并不是裤子,而是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从田野里取来的、在锅里炒过的细砂土,把婴儿往里一戳,拉屎撒尿都在里面。有一天晚上,大伯母发现女儿要拉屎,突发奇想,直接叫黄狗来舔。黄狗跳起一口,咬到婴儿的屁股上,鲜血直流。大伯母四下看看,发现大伯没在身边,就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把婴儿插回到土裤里。没有打狂犬疫苗,也没有打破伤风,甚至连伤口都没有处理,过了一段时间,婴儿的屁股自己长好了。现在这个女儿已经出嫁,对大伯母十分孝顺。

大伯母并不是我们家乡照顾孩子最差的。有一个不到六十岁的农村老太太,外孙来住姥姥家,忽然感冒了。老太太一摸他头顶发烧,想起家里还有一袋感冒冲剂,就在黑灯瞎火中找了来。看也没看就给外孙泡上,灌了下去。没过一会,外孙口吐白沫,挣扎了两下就死了。原来老太太喂的是老鼠药。乡里乡亲知道这个悲剧,无不叹息,但也暗暗议论说:“幸亏是姥姥把孩子给毒死的,这要是奶奶毒死的,儿媳妇非跟她拼命不可。”

村民的议论不是无缘无故的。临村,有一个老奶奶,带着孙子到县城,突然斜刺里冲过来一辆面包车,老奶奶奋不顾身挡在小孙子身前,无奈车速太快,二人立扑,身亡。在老奶奶发丧那一天,儿媳妇没有出现。虽然婆婆为孙舍命,但依然得不到原谅。不过村民们说,幸亏老婆婆也死了,否则儿媳妇绝饶不了她。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古老的传统,中老年妇女喜欢把婴儿紧紧地包成一个粽子,尤其是冬天,孩子被裹到一个铺盖卷里。我们村里一个糊涂老太,到3公里外的县医院去接出院的刚足月的小孙女,把她紧紧地用被褥包了一圈又一圈。抱回家解开铺盖卷一看,孩子已经满脸通紫,口吐白沫,窒息死亡。原来,这个老太太由于把孩子包得太严,自己也分不清哪边是头,哪边是脚,她一直把孩子头朝下抱着走了一个多小时,最终,酿成惨剧。

跟中国学多地方一样,在我的家乡,身为农民即意味着终身劳作,哪怕老了也不例外。即便不下地干活,也要承担起隔代照看孩子的义务。每个人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也不管老人们佝偻着腰抱着孩子是多么艰难。老年人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加上年老体衰,注意力分散,反应迟缓,这种情况下,带小孩常出意外就一点也不意外了。农民的晚年,绝不是安度,而是危度。

在我种冬枣的舅舅家的邻村,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年久失修的桥,桥面很窄,栏杆已经烂掉。有一天,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抱着孙子到村口玩,桥上过来一辆运棉花的车,老太太向后退着给车让路,一脚踩空仰面掉到河里。这一切太突然,运棉车没有发现。直到傍晚,老太太的儿子看母亲带着孩子没有回来,就出门来找,最后在河里发现了她俩,老太太淹死了,怀里还紧紧抱着小孙子。

我问:“小孙子活下来了?”

母亲叹了口气,“没有,也淹死了。”

村民们注意到,老太太发丧,儿媳没有参加。此后,儿媳又给这家人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不幸的是,这小儿子是个傻子。

童年,我要读书

Saturday, November 19th, 2011

我70年代初出生在一个农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读到高中,由于毛泽东取消了高考,他的出身又是中农,被推荐无望,没几年,就结婚生下了我。那时候,高中生在社会上已经是罕见的高学历,父亲做了民办教师,边教书,边务农,每个月挣几块钱贴补家用。

我从小对文字有一种着魔的热爱。这得归功于我爷爷。爷爷参加过八路军,因为识文断字,在部队里负责记账管仓库。有一天,他的连长要从粮库里背一袋麦子回家,让我爷爷开仓放行,我爷爷死活不肯。结果被打击报复,从部队赶回了农村。若干年后,我叔跟爷爷拌嘴,还常说起这件事。叔说:“你就是死心眼,换了我,哪怕把仓库里的粮食都给连长,我也愿意。”爷爷说:“说这些用不着的干啥,要是换成现在,我也让他背呀!”

爷爷最疼自己,家里做饭一定要做两种,糠菜归大家,最好的那份–一个窝头或者半个馒头–归他自己独享。有一年秋天,一个消息不胫而走,生产队里中午要给整劳力一人发一个窝头,新打下来的高粱面做的窝头。不到中午,还是十几岁少年的父亲,就开始一边打草,一边慢慢朝生产队的田间地头移动。父亲认为,爷爷至少会把这个新窝头分一口给他,因为有的家长干脆把整个窝头都舍不得吃,带给自己的孩子。等父亲见到爷爷,爷爷看看他,继续喝水,似乎发窝头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父亲才明白,爷爷把窝头全都自己吃了,一口也没给别人留。

爷爷虽然自私,但在对儿子们教育问题上毫不含糊,在异常困难,不小心就变成饿殍的时代,父亲和叔叔都读完了高中。那时爷爷是生产队的会计,他终于学聪明了,不再把集体的财产当成圣物,开始把记账本多领几个,给父亲制成作业本。

也许是为了补偿自己对儿女的亏欠,爷爷对我非常疼爱。我小的时候,生产队里的收成还不错,面食还算稀罕,但窝头顿顿管饱。爷爷经常带我去用网打渔,他站在岸边,把缀满了铅块的网撒出去,网在空中神奇地变成了一个圆形,哗地落在水里,等网托上岸,在一堆烂草污泥中,总能找到蹦跳的小鱼小虾。晚上回家熬个鱼汤,鱼就成了我跟他共享的食物,其余人可以在鱼汤里兑上水,喝更稀的汤,管够。

爷爷教我认字,并且让我在旧报纸、废账本上写毛笔字,每到过年,还鼓励我写春联。我写的最多的是四个大字“抬头见喜”,贴到每一个需要抬头仰望的门楣上。有时候,我还把见写成繁体字的“見”,爷爷看了很高兴,说书法还要写繁体字好看。

我在上小学之前,已经把小学一年级的课本给整个背了下来,不但语文,还包括数学。我的童年有一个经典的趣事,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天夜里,不小心把数学课本碰下了炕,而炕下正好摆着一个尿盆,等捞出来的时候,不但骚不可闻,而且显然已经无法再用。于是,我不带课本上了几乎一个学期的课,我背下了所有的内容,包括课后练习题。老师知道后非常惊讶,把这件事当成奇谈。

我第一展示背功是亲戚送了一本小人书,讲一个小八路小强的故事,里面都是顺口溜,我能倒背如流。“机智勇敢好小强,完成任务受夸奖”,若干年后,我母亲经常提起这一句。

假如我的童年时代有四书五经,那么百家讲坛就没有于丹什么事了。但如果真有那些书,也许我就不会读了。因为童年的阅读,都是处于饥渴状态下完成的。

那时候父亲教夜校,我有时会跟着去,混在一帮大孩子和成年人中听课。但是,上夜校的人显然不全是为了知识而来,还为了取乐。有一次课堂上语文老师讲修辞,提到“衬托的手法”,这帮农村半大小子们,觉得这个名词很新鲜,又跟“秤砣”发音相似,就把它作为一个外号安在我头上。我的童年有一部分时间是在被大孩子们追着叫“衬托“、”秤砣“、”铁托“的屈辱和悲愤中度过的。

当然,跟大孩子们在一起也不是一点乐趣都没有,至少我可以看他们的课本,并且观摩他们的文艺排练。那个时候《洪湖赤卫队》特别流行,学校里拿了歌本,开始给学生们排练。我还记得那个印着简谱的小歌本的样式,并且我还用yi,er,san,si,而不是do,re,mi,fa的方式,唱歌本上我已学会的歌。

”手拿碟儿唱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每次唱这首歌,我都要手里敲个碟子,这才能表现出旧社会的万恶和新社会的幸福。

有一天,堂弟跑来神秘地对我说:”我在六叔家看到一本这么厚的书。“他用手比划了两个砖头那么大。我跑到六叔家,看到了那本没有封面的《林海雪原》,我忘了这本书怎么流落到他家里来的,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半借半强,带回家里,挑灯夜读。那个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煤油灯的灯芯还真得一会一挑,否则就越来越暗,直到灭掉。

由于母亲那一代人对《智取威虎山》烂熟,所以我们之间有了很多可以交流的话题,我给母亲讲坏蛋徐大马棒和滦平的来历,母亲给我讲杨子荣的孤胆雄心。农村的夜晚,有100年那么长。母亲纺线,我在读书,煤油灯忽明忽暗,这时候只听到屋外脚步声由远及近,我就兴奋地对母亲说:”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用风雪中冻紫的脸,贴到我脸上取暖。有时还略带一丝酒气,那时候家里生活略微好起来,父亲也会跟村里和学校里的好朋友,小酌两盅。

父亲对文学不感兴趣,他喜欢纪实。那时候,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个上面印着”秘密“的16开的出版物《案件侦破录》,当时我悄悄叫了几个好朋友,每天晚上听父亲对着这本书给我们讲”无头碎尸案“。这些故事虽然有点恐怖,但情节跟电影比,实在太平淡无奇了。往往怀疑到谁,谁就是最后的主犯,一点都不曲折。很快,我还是说服小伙伴们,听我讲《林海雪原》。

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在《林海雪原》里有一处最大胆的描写,白茹见到曲波,就故意把一头长发”象黑瀑布一样放下来,披在肩上“。我小时候读,只希望赶紧抓住小皮匠,哪顾得上分析这其中的微言大义。

家里的新屋落成了,四间瓦房,一个院落,大门面朝东方,正对着田野。门口有两棵树,一棵是榆树,另一个棵也是榆树。我终于可以参与挣工分了,那就是为生产队看鸡。所谓看鸡,是在春天,把偷吃麦苗的鸡鸭赶出来,我被授权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只要不把鸡打死。长大之后,我才知道我干的这个活在国际上有个学名–麦田守望者。

我高兴的是,小姨来我们家住了。小姨是妈妈的小堂妹,从小带着我长大。在我还只有四岁的时候,她最喜欢给我梳头,为了让我头发铮亮,她把唾沫吐在梳子上,然后再给我梳。我心里不满,又不敢发作,只有用手打自己的头。另外,我最害怕,早晨洗脸的时候,突然一个冰凉的东西贴到我的脸上,没等我反应过来,一团发着恶香的雪花膏就在我的脸上抹开。这也是小姨常干的事。

我有两个表弟,但小姨最喜欢我。因为我小时候表现非常特别。有一次在姥姥家,表妹把穿在脚上的一只布鞋给扔到小水沟里去了,一般孩子要么报复,要么哭闹,但我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大开眼界的一件事:把另一只鞋子脱下来,也扔进水里。嘴里还说:”反正都要洗。“后来,我长大之后才知道,还有一个人表达过同样的观念–耶稣。

小姨来我家带来了一本《红楼梦》,虽然以前听母亲讲过越剧《红楼梦》的故事,但看到书还是很新奇。但这本书只看到第六回,我就读不下去了。因为里面没有明确的好人与坏人,这与我从小建立起的艺术观是相悖的。小时候看电影,一定会问两个问题:一、打不打?意思就是问”里面有没有战争和打仗的场面“,二是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分好坏的文学作品,在我当时看来,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还刚看到袭人和宝玉初试云雨情,看到”冰凉粘湿一片“,心里一阵悲凉。这不是我的路数,我还是打开广播,收听冯德英的《苦菜花》去吧。

小时候,有一类书是着迷,但求之不得的,那就是《少年科学》和《我们爱科学》。我们村里有一个孩子,他的身世比俄狄浦斯还神秘,他爸爸在江西吉安一个矿上当工人。在我们农村看来,工人是至高无上的阶级,他虽然常年不回家,但给自己的儿子定了上述两本科普杂志。我经常到他家里蹭这两本书看,通过它们,知道了电动机的远离,知道了飞碟的奥秘,甚至知道了爱因斯坦的名字。

新伟是我的好朋友,我俩在看了这些少年科普读物之后,结合自然课上学习的电磁铁的原理,准备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发明电动机。

我们找到了线圈,电池,木板,每天放学之后,都在他家的院子里做试验。虽然电动机还没有发明出来,但我们已经在无数次的交谈中,提前享受了成功的喜悦。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制造一艘航模船,并在水上试航,从而傲视那些没有动力的纸船和木船模型。

电磁铁让我们搞成了,通电后居然有了磁力,我们就像把这个磁力转化成动力。那需要发明一个轴承,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这玩意叫曲轴连杆装置。但是这一关始终过不了。我俩只好调低目标,决定改成电铃。并且在兴奋的交谈中,想象电铃在教室门口奏响的那一刻所带来的荣耀,那时,学生上下课,要人工敲钟。

后来,电铃也没有发明成功。我的人生第一次(独轮)车库创业也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新伟同学把这股钻研的精神一生保留,后来他在家种果园,毫无疑问,他种的苹果是全村最好吃的,并且不贵,只要2元一斤。最重要的是这件事让他学会了脚踏实地,他18岁结婚,19岁有了女儿,他的女儿又19岁结婚,就在今年,他光荣地做了姥爷。

而我继续我的幻想。家里稍有余钱,我就步行三里路,到县城的新华书店,隔着高高的玻璃柜台上,请求一脸严肃的售货员把某本书递给我。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买的两本书,一本是《奇妙的曲线》,讲数学的,一本是《小鳕鱼历险记》。不对,《小鳕鱼历险记》是一个县城里的孩子买的,借给我看的。那个孩子一路上问了一个让我尴尬万分的问题:

”这么热的天,你为什么不穿凉鞋?“

我低头看了看满是尘土的我娘做的布鞋,脸上强堆笑容说:”节约光荣嘛。“

”节约?“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尖叫,”等你得了脚气,就不节约了。“

谈话到此为止,我第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穷孩子。

穷孩子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读书。小时候我就认识到,高玉宝”我要读书“的呐喊永远不会过时,虽然有形的周扒皮不再半夜鸡叫,如果不读书,无形的周扒皮将无处不在,比鸡叫更尖利的催促声将随时响起,人生将永无休息。

我们逃了晚自习去看电影,被老师抓住,他罚我们站了一节课之后,说出了我至今仍然记得的一句话:”不让你们现在看电影,是为了让你们将来天天看电影。“

30年过去了,DVD、蓝光普及,视频网站崛起,我才明白这是多么精准的预言。老师,果不吾欺也。

我的童年,读得最多的还是课内书,我的学习总是名列前茅,并且越是大考,发挥越好。初中升高中,我考了全县第六。高考,我考了全县文科第一,并且数学120分,也就是满分。

这一切在我父母看来,并不奇怪。母亲讲起这样一件我已经淡忘了的事。

有一年,她生病住院,我在医院守夜陪护。有两件事,让所有进病房的人印象深刻。一是,我一只抱着一本书坐在板凳上看。二是,只要有人进来,我总是放下书,站起来面带微笑,主动打招呼。一老叟甚奇之,与众人曰:”此小儿必成大器。“

很遗憾,他没说对,但好在我还保持了酷爱读书和与人为善的天性。

回头望去,我发现幸亏童年没有读那么多纸书,而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读自然这本大书。我在田野里见风就长,拔草,挖菜,滑冰,游泳、摸鱼、掏鸟窝、捡麦穗,种庄稼,跟村里的孩子们展开兵团作战,野草的芬芳,野菜的甘甜,池塘的泥醒,这些奇妙的味道都混合在记忆里,这是读任何书都换不来的。最重要的是,我有无条件爱我的父母,严厉而慈爱的老师,还有身边的亲戚长辈,以及童年的伙伴,始终都给我向上的力量,让我感受到生之温暖与成长之喜悦。虽然长大之后,行路也有倾跌,但美好童年的庇护,让我们避免了完全崩溃。跟书相比,这才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同学聚会

Wednesday, September 14th, 2011

已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双手紧紧握,名怕叫不对。尴尬报家门,双目放光辉,好比考古队,发掘马王堆。拂去尘与土,面目未全非,寒暄复欢笑,不觉天已黑。

接到高中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的通知,我坐了两小时的飞机、三小时的大巴,赶回家乡,参加这次难得的盛会。据说,有两种人不喜欢参加同学会,混得特别好的和混得特别差的,而我混得不好不坏,正好没有压力,用家乡的谚语讲:“不骑马,不骑牛,骑个毛驴坐中游。”

我们班这次同学会准备已久,其中有两个人出力最大。一个是在家乡当律师的刘同学,一直忙里忙外地张罗,一个是在上海开厂的牟同学,他负责为本次聚会的住宿和酒宴埋单。但为了给同学们留一些面子,他并没有把全部费用一起结掉。我们每人象征性地交了100元,算是印刷纪念册的费用。

同学会最尴尬的一刻是有同学驾到,直呼我的名字,我却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人叫什么。只好握住对方的手,一边含混地寒暄着,一边在大脑里拼命搜索已经受损的数据库,然而却是徒劳的。直到另外一个同学斜次里杀出,握住他的手喊“殷树滨”,我才如释重负,在一旁帮腔说:“树滨啊树滨,想不到这么多年,你的模样一点都没变。”

我承认,看到班上女同学的那一刻,有一点惊悚,想必她们看我也如是。岁月,像一个后现代的艺术家,极尽各种夸张和变形的手段,把风度翩翩变成了大腹便便,把顶花带刺变成了护花红泥。班花没有来,自从毕业那年,全班第一名的男生追她不得而退学之后,她就变得愈发沉默,毕业后切断了跟所有同学的联系。而关于那个退学的男生的最新消息,还是十几年以前的:他退学后,精神不稳定,挥着锄头追他的父亲……

怡然敬老师,老师连声叹。早知你光棍,不禁你早恋。政治张老师,教我马克思。举身边事例,讲物质意识。“农村男同学,你爹在种地,你却传纸条,姑娘家城里,经济无基础,上层建个屁。只有考上学,才有出头日。”

尽管老师们都接到了邀请,但最终到场的只有三位,教数学的杨老师、教物理的张老师和教化学的王老师。最遗憾的是教政治的张老师没有到场,他的故事最多,除了我这首打油诗提到的这件事之外,他还有一件趣事。20多年前,由于教师地位不高,加上他其貌不扬,在县城里难以找到女朋友。学生中流传着一个关于他的段子。他出差到北京,回到学校里跟人讲:“北京的女的围着我转。”大家都很纳闷,在小县城,女的都看不上他,怎么到了北京就走了桃花运。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理了个发,那理发师是女的……

一晃二十年,先生头已白,一生种桃李,半世站讲台。今日见学生,未语泪已倾,命运实多舛,浮生浪涛惊。“谢谢同学们,不忘师生情,给我们勇气,惊涛对残生。”

张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年轻时,成绩优异,只因高考的时候,他的班主任在毕业鉴定上的一句评语,决定了他的终生--“该生不可录用”。我高一的时候,他似乎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对我要求最严,期许最多,他曾私下给我四个字的评价“恃才傲物”,我当成褒义词,默默地高兴了一个青春期。

杨老师同样命运多舛,他年轻时曾穷得吃不上饭,好不容易,从校长的位子退休,女儿车祸丧生,他形销骨立,须发皆白。站在话筒前,他的语调平静:

“20年过去了,同学们有的当了大官,有的发了大财。现在20年后再聚首,还忘不了我们,我谢谢大家了。”说罢,他弯下了腰,鞠了一躬。

全场寂静无声。

那天我喝了很多酒,醉意朦胧之中,我听到了哭泣。

我们的村庄(综合版)

Sunday, November 28th, 2010

1、我们村叫丁家村,我在那里出生并且生活到18岁,每年都要回去两回。我们村并无一户人家姓丁,村名的来历据说是因为全村只有丁字路口,没有十字路口。

2、我们村第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是王二大爷,一天生产队社员们都在田间集体锄地,天上飞过一架飞机,二大爷忽然举起锄头,用柄对着飞机,做射击状。结果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3、第二个被打成现反对是位高中生。我村农民每年要被征徭役,大修水利工程,家乡话叫“上河工”。高中生在工地上赋诗一首:“车如龙,人如蚁,今朝又出隋炀帝。”被告发后游街示众。

4、村长在社员大会上讲话,念稿:“十月革命一声炮”,翻页时纸粘住,停顿良久,听众议论纷纷:“准是臭了”,校长翻过一页,大喝:“响!”

5、王四大爷在族里德高望重,每逢丧事,必率众拜祭,三十六拜不重复。隆冬大祭,他穿免裆老式棉裤,不慎起身时棉裤落地,恰巧那天没穿裤衩。羞惭归家,连夜上吊自尽,全村无不为之叹息。

6、小时候村里唯一的个人通讯工具就是喉咙,炊烟升起,牛羊下来时,总可以听到村里妇女的悠扬呼唤:小啊,快点回家吃饭了!民谚:“黏粥座到锅里了,太阳落到窝里了”。

7、但是村南小六再也没回来,他被牛蹄踩的小坑里的一汪水给淹死了。疾跑,绊倒,脸戳到牛蹄坑里,水呛入肺而死。

8、刘老汉视牛如亲,爱牛如命,相伴十年,安然无恙。一日,在田间,牛忽然狂奔而来,冲刘老汉当胸抵去。老汉立仆,不治而亡。乡亲把牛捉住,堆柴烧之,无人食其肉。

9、二奶奶终于死了。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墙根,而且是听儿子和儿媳的墙根,第二天再用收集的黑材料痛骂儿媳。后来大家分析二奶奶的心理,说她可能是年轻时守寡造成的变态。

10、在我们村,认为最缺德的五件事是:敲寡妇门,挖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往井里撒尿。对于法律认为的犯罪,大家反而很宽容。

11、小时候,我在姥爷家住,姥爷说,你要是夜里干渴了,一定要告诉姥爷。我知道原因。这村有个孩子,夜里喊着口渴要喝水,他舅舅犯懒,没理他。第二天早晨,这个孩子死了。

12、铁蛋结巴,自幼姥姥养大。19岁那年,他正切菜,姥姥说:铁蛋啊铁蛋,白养你了,你跟姥姥不亲了。铁蛋向天赌咒,口不成句,手起刀落,一节小指飞到地上,乱跳如活物。

13、王老汉性子特别倔,他挑着两担刚刚收割下来的谷穗,往家里走。忽然起风了,无论他怎么找平衡,担子都被吹得歪歪斜斜。他把担子一扔,抄起扁担,狠狠地朝一捆谷穗抽去,只打得谷子满地都是,他走后,飞来一地麻雀。

14、村里的孩子们都讨厌蛇,几乎每见到一条就打死一条。但老辈人说,蛇能自救。于是,每次处死一条蛇,我们都把它身体铲断成三截,分别埋在不同的地方。

15、在生产队里的日子,村子叫大队,分成14个生产小队,因为所辖土地的墒情不同,小队之间收入也有差别。当时有句童谣:12队穷,13队富,14队穿着豁裆裤。我家在13队。

16、每到晚上,社员收工后,都来到生产小队的会计室。我现在记忆里还有点燃马灯的煤油味。达人们抽着烟,爷爷在账簿上记着公分。电在我们村还没有诞生,最奢侈的电器是收音机。

17、收音机,我记得我家里有一台红灯排晶体管收音机,我童年所受的一切文学教育都来源于它。有一天听完一个节目,我在村子里狂奔,去找大我四岁的新蕾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知道吗?金达莱就是杜鹃花!”

18、为了洗被单,母亲从村子里最富有的人家借来了全村唯一的大铝盆,由于用搓衣板不慎,铝盆内侧划了一道印子。当时,全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还?我印象中,母亲长吁短叹了一夜。

19、我家终于盖起了自己的院子,那是我记忆中最美的院落。四间大瓦房,有个大天井,院门朝东,面对着田野,门口有两棵树,一棵是榆树,另一棵是小榆树。

20、我小时候很没出息,一旦拂逆我意,我就背过气去。这是姑姑说的,有一次,我哭着闹着要去邻村看电影,她不抱我去,我立即气得短暂昏厥。现在想来,也许当时是我装的。

21、村子里有个哑巴,哑巴比我大几岁,哑巴喜欢唱歌,他只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哇哇哇哇哇哇哇……”后来,哑巴在湾里淹死了,村里也就没有了他的歌声。

22、母亲帮人织布,那户人家的孩子送给我几个吃剩下的核桃壳,告诉我只要种下去,春天就会发芽,明年就有核桃吃。我种了。

23、春节回家,看到我们村老光棍二宝,坐在门洞里哭。我问他哭啥。他说:“俺不孝顺。街坊四邻的老太太都有儿媳妇,可以打过来,骂过去,俺娘却没这个福气。这样下去会憋坏的呀!”

24、每到过年,总会有人因放炮仗而受伤。不过杨老汉伤得最离奇,他眼神不好,到别人家里串门,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只芯子断了的白炮仗,很高兴地说,谁放这里根烟卷。放到嘴里,点燃,bang!!!

25、忆苦思甜,杨老汉被请到主席台上讲话,面对扩音器,他激动得满脸通红,说,要不是毛主席,俺咋能在这喷雾器里讲话。

26、有一首忆苦思甜的歌“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其中有句歌词:“地主逼债好像那活阎王”。杨老汉演唱的版本是:“地主的鼻涕好像那活螃蟹。”还挺形象。

27、李老师以强奸罪名坐牢多年,释放后生活无依,以撮鞭炮为生。有一年到我村里推销,他早年的学生们对他非但不歧视,而且尽力帮他卖鞭炮。最卖力的我远房大叔,提着炮仗,挨家挨户磕头:叔,婶子,我来给你们送炮仗拜年来了!

28、刘部队据说也打鬼子,有一年鬼子的船队开进徒骇河,刘部队掏出盒子枪,朝桅杆就是一枪,那帆立即萎顿落下,鬼子仓皇落水逃窜。要是搁在现在,鬼子肯定都被河水给熏死了。

29、看到做土匪很吃香,有个瘫子也动了心,他用烧饼削了一只手枪,把自己撑到高粱地里,远远看到一个骑马的人,他举起烧饼枪说,快把钱扔过来,你不老实,等我站起来你可就麻烦了!

30、大喜光棍多年,好歹有人来说媒,不久媒人安排见面。当姑娘走进来,大喜本能地捂住胸口,媒人问,咋了,你胸口疼吗?大喜憨笑着说,不疼,我以为她来抢我的毛主席像章。

31、从5岁起,我记忆里就残存了一种芳香难言的味道,直到15岁那年重新吃到它,我才记起那是香蕉。我想起,那是我的舅姥爷从广东带回来的,我分到了一只。难怪那味道永远驻留在我记忆里。

32、快跑快跑,我跟着一群孩子狂奔到村外,看拉练的解放军。他们支着大炮,但最吸引我的还是一口大锅里的鸡蛋炒辣椒。我的记忆告诉我,解放军好像给我夹了一筷子吃,但事实上很可能我只闻到了它的味道。啊,那么香的鸡蛋,那么辣的辣椒……

33、一只彩色的小鸟落在苹果树上,我不敢走过去,生怕把它吓跑;两个可爱的女生坐在我的座位上,我隔着玻璃窗不敢回教室,生怕她们像鸟儿一样飞走了。

34、我曾被认为是个神童,有一年,我的数学课本不小心从炕上掉进了尿盆,我干脆把它扔了。凭着超强的记忆,把同学的数学书从头到尾背了下来,当老师看到我不看课本,做教材中的练习题的时候,他着实吃了一惊。

35、没书可看,整个童年都没书可看,我苦苦寻找一切可读的东西,包括一本计划生育宣传手册。

36、我一个人在冰上走,月亮照在冰上,寸步不离地跟着我。童年的早晨,上学路上,我一个人在冰上走。

37、在我们村最为人不齿的事是做贼,最狠的骂人话是“贼种”(贼留下的种)和“贼里不要的”(连贼都不如)。

38、他的名字叫安,是小姨的小叔子。有一年上河工,村里的成年男子都被征集起来到离村60里的地方大修水利工程。有人说安偷了别人的东西,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安上吊死了。

39、快30年过去了,我依旧想对那个站在我面前看电视的男人说,我真的没有偷你的东西,连偷的想法都没有。我至今在无法解释,为什么我的手会伸到你的裤兜里。你大叫起来,我拼命解释。那是在面粉厂,上百人围着一台彩电,看审判四人帮。

40、我和小勇一起拽着那个大葫芦,瓜藤挣断,我俩摔到了沟渠的泥浆中。两天以后,小勇的父亲回到家说,生产队里留着做种的一颗大葫芦被人偷走了。小勇的娘指指屋顶,说,你看那里。葫芦被交还生产队。我害沙眼一个月。

41、出租司机指着那个村子对我说,那就是那个贼村。村里家家户户以偷超市为业,偷遍了全省。外人进村就被领进各家挑选便宜货,销不了赃就自己用。所以经常看到老娘们穿李宁运动裤,老头在田间地头休息,渴了打开一听可乐。

42、没人统计过,30年来村里多少人死于自杀,或是与人斗气,或是自证清白,或是没有盼头,他们用一根绳子、一瓶农药结束了煎熬。

43、村南一对夫妻吵架,双双喝农药自杀。留一双儿女,让老汉抚养。祖孙三人住在地窨子一样的破房子里。爷爷去世后,孙子以偷自行车卫生,孙女到饭店当了小姐。

44、偷自行车的小华,被通缉后逃跑,到了一家砖窑做苦工。警察抓住他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黑人。在被解押的路上,他对警察说:请你们一定告诉我妹妹,不要走错路啊。满车人无不流下同情的泪。小华因盗窃案值大,又是累犯,被判10年有期徒刑。

45、孤寡老人四奶奶,每天下午四点就关门闭户,早早地睡下,去年腊月二十九这天也不例外。第二天就是除夕,她两个远方外孙女来送年货,叫门不开,就从不高的院墙翻了进去。

46、村子里响起两个女人的尖叫声,人们赶来才发现四奶奶已经变成了一截焦炭。经分析还原现场,四奶奶半夜碰倒了煤炉,棉裤着火,她从里屋爬到外屋。试图到舀水自救,但缸里的水被冻住。

47、烧焦的四奶奶右手拿着舀子,左手拿着几张烧焦的钱,桌子上还有另外的600块。她在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把怀里的钱掏出来,留给后人。众人一阵唏嘘,都在感叹了养儿防老是多么重要。这事就发生在2009年。

48、冬天是捉奸的季节。人们浩浩荡荡,悄悄向一间小屋逼近。被戴了绿帽的男人刚往里冲,被族里的老人一把拉住。老人举起镐头向门撞去,门开,砰然掉下铡刀一片。众一拥而上,把被窝里的男女挟裹而出,扔上拖拉机向公社开去。

49、春节回乡又见“阴亲”盛行。所谓“阴亲”,学名叫“冥婚”,说白了,就是给死去的人讨一个死去的人当老婆,让他们在阴间结为夫妻,共赴和谐黄泉。

50、“阴亲”的起源,本来是为未婚死去的男女,举办的一个婚礼仪式,目的固然有迷信的成分,但更多是为了活者的人,即死者的家长,使他们能够成为“亲家”走动,得到一点安慰。但眼下,“阴亲”变成了赤裸裸的交易。

51、表哥村里一小伙车祸身亡,听说邻村一姑娘也刚车祸死了,死者家属连忙拜托表哥去提亲。因姑娘家获赔了30万,表哥知道这次要大出血,问女方多少彩礼,对方不肯说,表哥迂回问到女方住院花费8万,立即回村提了十万现金,订下这门阴亲。

52、找“阴亲”对于死去男丁的家庭来说,是典型的买方市场。因为,作为阴亲的另一方,女方,必须是未婚死去的,才有资格进入阴亲市场,男方,则不受婚姻状况的限制。

53、由于未婚死去的女子远远少于婚姻状况不限的死亡男子,“阴亲”市场出现了女方待价而沽、奇货可居的行情。现在找一门阴亲,男方至少要给女方10万元的彩礼,那些活着娶不起媳妇的人,死去就更娶不起了。

54、听说我们那儿一个未婚男青年死了,他家人打听到本县有一个未婚女子刚死,于是准备了15万去提阴亲。不巧,正好本地一做房地产的老板的爹死了,老板想为爹找个黄花闺女做阴亲,就甩出25万现金。最终,女子跟房地产老板的爹合葬。

55、有一女,丈夫死了,想改嫁。婆家说,可以,但是你死之后,必须跟我儿子合葬。女子跟新丈夫想了想,哪有嫁给张家,再与李家合葬的道理。干脆,为死去的前夫买个死去的姑娘做“阴亲”得了。

56、由于“阴亲”市场对女性的刚性需求,一些死去的未婚残障女性,也很抢手。本县有个本科学历的孩子死了,爹娘遍求阴亲不得,就给他找了一个经常裸奔的死去的智障女性合葬。

57、有个远房亲戚的女儿,十四岁那年死了,现在活着的话,应该有24岁了。结果,提阴亲的人也不放过,因死去的年代久远,加上亲戚为人正直,不想拿女儿卖钱,只象征性地收了男方2万元。后来,很多人说他钱收得太少了。

58、“阴亲”虽是陋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北农村对死者(尤其是男性死者)的重视。中国人大都不信奉宗教,但也绝非无神论者,对死后的世界,还是将信将疑。当然,“阴亲”也是办给活人看的。是一种家族财富实力的炫耀,山寨版的大阅兵。

59、早晨用了很大力气才推开屋门,我说:“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雪。”晚上父亲推开院门回来,像个雪人,他说:“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60、大雪把村里的沟沟坎坎都填平了,没有树的地方,根本分不清,哪是沟,哪是路。放眼望去,田野里看到有人推着自行车在奋力地走,一分神抬头再看时,那人已经不见了,又过了一会,只见他从雪里钻了出来。

61、团雪球打雪仗,那是必然的,但不是最歹毒的。当我站在教室门口看雪景,忽然觉得背后一阵冰凉急坠,一个寒颤,原来是脖领子里被塞进了雪球。

62、落在脖子里的雪,让我想起另一种冰凉,那是每一个小男孩的恶梦。家里某一个女性亲属,在不征得你同意的情况下,猛地往你脸上抹上一块雪花膏。仅仅出于礼貌,让你没有撞墙。后来你长大了,老婆把一块冰凉的面膜贴你脸上,恶梦又复活了。

63、在漫长的冬天,小姨来到我家。她最大的爱好是给我梳头,为了让我的头发能够服服帖帖,她开始在我头上吐唾沫。我很悲愤,又不敢得罪她,开始啪啪地打自己的头。

64、乡村的冬天,我们在打架,茫茫的雪地里,我们在打架,为了一盘军旗的输赢,我们在打架。我把这个小孩按到在地上,他年龄身量比我小,可辈份比我高。他哭着回家,我知道创了祸,就在小伙伴们的簇拥下,上他家去赔情。

65、冬天的玩具是火柴枪和手榴弹。用铁丝弯成枪,自行车链条做枪膛,里面塞满火柴头上剥下来的“火药”,皮筋绑定撞针,扣动扳机,撞击火药,啪地一声,手感跟真枪一样。用这把心爱的驳壳枪,我亲手代表人民代表党枪毙过三个小伙伴中的叛徒。

66、手榴弹是用木头削成的,在弹体上刻出一个凹槽,里面放上一个炮仗,把引信缠绕在火柴头上,扔手榴弹的时候,手勾住火柴盒的磷片,正好擦过火柴头,就会在半空中听到一声炸响。我们用手榴弹攻占了村西头坏孩子们的碉堡,一个草垛。

67、村西坏孩子把我俘虏后,让我平生第一次摸到气枪,那冰凉和沉重的枪体把我征服了。坏孩子们给了我一个烤熟的玉米,说跟着他们,天天都有烤玉米。我决定叛变,晚上和奶奶睡在炕上,我一边啃玉米,一边很慌张。

68、我发烧了,父亲连忙请来村里唯一的中医王二大爷。他给我号完脉,并不急着打针,而是先上了炕。父亲见势,就热了一壶酒,端来一盘虾皮鱼干。二大爷果然见多识广,他讲了一个飞行员冷冻30年后来又复活的故事,因为他是二大爷,又因为他说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没有人敢怀疑故事的真实性。

69、你无法想象一个小男孩对鞭炮的迷恋,那是潜意识里对爆炸、破坏和征服的想往。为了防潮,农村一般都把鞭炮放在最热的炕头,我半夜醒来,都会去摸摸那些硬梆梆的爆仗,它们已经滚烫,随时都在准备爆炸。

70、我童年最狼狈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在池塘边放鞭炮。一颗没有裹紧的爆仗,在火药的助推下,贴地飞行,向我袭来。我赶紧躲闪,正在庆幸,却感觉小腿灼热难当,是棉裤的裤管着了。我不是邱少云,可以忍住灼痛,也不是罗盛教,敢于跳进冰水。于是我把棉裤脱了下来,此时,恰巧一群嫂子大婶走过,笑得一个个捂着肚子打滚。从那时起,发誓要当一个作家,把她们写在小说里,鞭笞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