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的增长模式是销售驱动，采取的是一次性掠夺开采客户资源的方式。这是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决定的。它打的招牌就是让采购商和供应商能够互相遇到，但是一旦双方建立了紧密合作之后，就不需要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了。基于此，阿里巴巴必须吸引足够多的付费客户，并且尽可能少地承担责任，所以为自己设定了很多免责条款，这与保护客户利益在本质上是矛盾的。阿里巴巴客服小姐的声音再甜美，态度再友善，也无法改变这个矛盾。

阿里巴巴的另一个问题是与政府高官走得太近。马云不但在杭州平趟，北京的关系也很硬。不信试问衮衮诸君，最近看到过阿里巴巴的负面报道吗？那是因为阿里巴巴作为一个标杆和旗帜，已经得到了豁免与保护。今年，杭州的一个小区居民投诉居民路里开了很多淘宝店，每天货物搬进搬出扰民，这个报道最终被压了下来。相反，淘宝作为促进就业的典型，还得到了鼓励与表扬。不过无数企业家的翻船证明，在中国与官员绑在一起，虽然能获得一时的兴盛，但也有可能带来未知的祸福。

堡垒都是内部攻破的，阿里巴巴最重要的问题，可能还是出在内部。阿里巴巴有一套严格的考核体制，其中以价值观的考核最具特色，它几乎成了阿里巴巴信仰大厦的基础。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从匿名消息源得知，阿里巴巴内部为了考核虚造流量、应付上层的现象绝不是孤例。当一套意识形态体系变得口是心非、大家都做表面工程的时候，这个体制的衰败就开始了。

总之，阿里巴巴要想成为健硕的一流大公司，如果说建102年的公司的目标是认真的，那么就应该从内部进行改造，切实把客户放到第一位，而不是把他们放到案板上，再用菜刀剁成肉馅，接到投诉，还说跟我张屠夫无关，你去找张小泉算账去。

善哉此问！世界交通史上没有比红绿灯和摄像头最有用的发明了。红灯停，绿灯行，规则简单明确，处罚一目了然。然而，城市的管理者们，为了提高车辆通过的速度，故意在很多人行道上不装红绿灯。这意味着一件事：司机要无条件为行人让路。这样的规则显失公平，因为司机和行人一样，都拥有同等的路权。

城市管理者不顾人们素质还没有普遍提高的现状，盲目地设定不切实际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司机，希望他们遇到行人，就像海水遇到摩西一样。殊不知，在路上奔命的车主，一个个都像杀红眼的法老，哪怕前面立着火柱晕柱，也阻挡不了脚下的油门。

十六岁打工女孩马芳芳的死，显然没有浙大毕业生谭卓那么有轰动效应，保时捷肇事案平静过去，有关部门顺利度过危机，作为死者的遗产，就是这条爱心斑马线。跟朋友聊起来，大家觉得，必须接受人与人不平等这一现实。假设被撞死的不是饭店的服务员，而是一名正在找工作的应届毕业生，占着鲜血的简历散落一地……那样结果如何，谁都难以预料。

一个月以前，杭州市主要领导曾经牵着两个儿童的手，在摄像机面前，走过这条斑马线，于是它成了爱心的象征。这条线经过血的祭奠，更有了一层魔力和象征意义。

加里·贝克在《生活中的经济学》中说，一项政策颁布容易撤销难，因为谁都不想承担废除这项政策的成本，谁都希望维持现状。

这条爱心斑马线，一定会在杭州长期存在下去，并且成为一片独特的人文景观，也成为司机们的噩梦。

王刚的广告播完，接着是一个名为《生财有道》的节目，介绍一个什么“Q博士”特色玩具店。我起初没留意，但越看越别扭，这个节目中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店主，面部肌肉都很僵硬，说话也不自然，像在背书。仔细一看屏幕右下角，依然贴着U88的小膏药。店主在节目中不过是一个道具，因为她只是特许加盟店家之一，“总部”才是赞美表扬的重点。片中称，总部对加盟店关怀得无微不至，加盟电话是021-XXXXXXX。

大家或许都有印象，以前杂志上都刊登很多“致富信息”广告，我记得“转让人造鸡蛋技术”的广告就是20年前在一本《故事会》上看到的。这些广告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发财说得比许霆在ATM机提款还容易，当然前提是购买他们的致富信息。后来这类致富信息少起来，“代料加工”多起来，ZOLA就曾经揭露过一系列这类骗局。当然，跟真正的黑蚂蚁比起来，这些骗子都算不了什么，顶多是一只只小蚂蚁罢了。

从卖资料、卖信息，到买料加工，再到特许经营，中国的“致富业”三十年完成了三级跳，终于跟国际接轨了。U88连锁加盟网就是一家专门为“特许加盟商”提供平台的网站。网站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各类特许机构的“总部”。

在这个网站上，我们只看到食物链的前半段，但看不到食物链的最底端，那些捧着带着体温的钱加盟各种店家的人。他们的加盟费可能来自多年打工的积攒，可能来自亲戚朋友的资助，也可能来自工伤或拆迁的补偿。他们是否能够像每个“总部”应许的那样发财，没有人知道，因为网站上没有他们说话的地方，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U88端坐在金字塔的顶层，从一个个“总部”吸取能量，而“总部”又从金字塔底的千千万万个加盟者那里捕获资源。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系统”。U88又把几家电视台拉到这个系统里来，一起造势，于是有了我今天在电视里看到的这一切。

今天读的是瑞士作家Peter Stamm《瑞士迷失（Swiss Miss）》，文章以瑞士军队误入列支敦士登境内为引子，介绍了瑞士军事现状。文笔轻松调侃，颇有宋石男没当教兽前的文风。例如：“瑞军入侵列支敦士登干嘛呢？那里又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瑞军配发的来复枪只用于自杀和偶尔的暴力犯罪。”“瑞军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绝对是负重行军最强的。当地球上的石油消耗殆尽的时候，最后一支还在的移动的军队一定是我们。”

前些天还读了美国70-80年代脱口秀主持人Dick Cavett写的专栏《当那伙计死在我的节目里（When That Guy Died on My Show）》，用豁达、幽默又怜悯的笔调，记叙了一场节目中的死亡事故。

《纽约时报》的Op-Eds（类似“专栏版”）请来的作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专注于一个或几个擅长的领域，只谈自己知道的事。比如Frank Rich，在80年代之前以写百老汇剧评为主，进入90年代，改写中东问题，21世纪主要写政论时评。

横跨多领域、全学科、全知全能的维基百科式专栏作家，似乎以我国最为盛产。

在中国浩大的时评作者队伍中，像连岳那样用丰厚的知识储备和常识写评论的毕竟是少数。多数是Google+偏见学派的传人，先预设观点，再筛选材料。他们可以洋洋洒洒写出一部立陶宛独立思想史，只要有人约稿，尽管动笔之前的24小时，还不知道波罗的海在地图上哪个位置。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援引凯恩斯、弗里德曼、巴菲特、加菲猫来评述CPI,FPI,QFII,QDII，只要他们认为此刻不该噤声。他们忽而是物理学家、动物学家，忽而是社会学家、女权学家。根据需要，在文科生、理科生、工科生和法科生之间，自由变换角色。当然他们有几样“撒手锏”一直握在手中，“宪政”、“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自由”、“真相”是不能不提的，如果还能祭出几样“公民社会”、“公共空间”那简直就是完胜了，可以刊登在《心经报》上，并被各大门户广为转载。

这让我想起大学时代，中文大专辩论会盛行的时候，那些参加辩论会的大学生们也是全知全能的。无论辩论何种社会难题，正反辩方都有一个万能的解决办法，叫“综合治理”。（可能受其启发，后来我国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成效如何，不做评价。）如今辩论赛衰落了，叱咤辩台的学生们也长大了，没想到他们现在已经有了新的title，叫时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