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报

（本文为《新闻晨报》特约评论稿，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昨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这一通知共有六条内容，其核心意思有两个：一是要求规范使用汉字。二是要求规范使用外语。具体来说要做到三个禁止：“1、在汉语出版物中，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2、禁止生造非中非外、含义不清的词语；3、禁止任意增减外文字母、颠倒词序等违反语言规范现象。”

这三条禁令，高屋建瓴，语义玄妙，乍一看似乎摸不着头脑，然而经过一番揣摩，还是可以管窥其中的奥义。

首先，我们不能把《通知》中的禁令理解为“汉语出版物禁止出现英文单词和字母缩写”，那样的话，不但所有的计算机图书都必须禁毁，连三句话离不开GDP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被行政处罚，交警再也不敢在报纸上公布违规车辆的号码，CCTV不得不把LOGO更换为遮满半个屏幕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哦，不，我错了，最后一条不用担心，电视目前还归广电总局管。

那么按照我的理解，这条禁令的意思是“汉语出版物中不能随意夹带英文或字母缩写”。这是一条好禁令，我举中指和其余四个手指一起表示欢迎。我们知道，中文里夹带英文神马的，最讨厌了，《围城》中就批判过这种恶习，将其比作“牙缝中的肉屑”。然而，这条禁令同时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叫“随意夹带”？“随意”的标准是什么？联通做广告宣传iPhone，算不算随意夹带英文，移动宣传G3手机呢？如果两者都不算“随意”，一个玩动漫真人扮演的社团称呼自己为“Cosplayer”算不算违反禁令呢？法无定法，则不若无法。

其次，禁令禁止生造“非中非外、含义不清”的词汇，这可能是针对“火星文”所采取的措施。但它忽略了一个汉语发展的基本事实，那就是现代汉语的绝大部分词汇都是生造出来的，并且刚造出来的时候，都是“非中非外”的。例如出现在201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的“给力”一词，并不是标准的中文词汇，也不是外文，它之所以被官方所认可、被网民所喜爱，乃是因为这个“生造”的词语新鲜有力、传达了以往词汇无法传达的内容。

最后，禁止增减、颠倒外文字母造词。按照我的理解，这条规定是禁止制造外语新词，可能针对的是网络上流行过一阵的新编英语词这一现象。有一段时间，网民创造了Smilence（Smile+Silence笑而不语）等词汇。按理说，禁止制造不规范的外文新词是国外新闻出版署管辖的范围，然而不但没看到国外类似的禁令，国外主流媒体还对一些英文新词大胆地“拿来”。今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网民创造的英文新词“Ungeilivable”（不给力）。而去年《牛津词典》收录了日本网民创造的新词“hikikomori”(宅)。

我们知道，语言文字是发展变化的。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所谓现代汉语，并非天生血统纯正，而是杂交的产物。根据胡适的观点，近代白话从血脉上追溯，分别来自严复、林纾的翻译、梁启超的“新文体”、章士钊等人的欧化政论文、北方的评话小说和南方的讽刺小说。另外，西方传教士对白话文也做出了巨大贡献，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的出现与当时知识分子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不谋而合，更促进了白话文的推广。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强力实施汉字简化方案和拼音方案，我们所是用的汉语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随着大国崛起，汉语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加强规范化也是应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汉语是一门鲜活的语言，它需要不停地吸收外语的精华、民间的智慧才能不断地自我更新。世界上只有少数语言文字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活化石“拉丁文”，还有汉语的文言文。现代汉语不应也不会变成一种仅供人们研究和缅怀的纯洁语言。

所有的文字，无论是嘴里说的，手上写的，纸上印的，匾上题的，电脑里打的，荧屏上滚的，都属于一个部门管辖，它就是集荣耀与权柄于一身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简称版署，网民通常称之为版叔。

问蛋哪得疼如许，为有禁令版叔来。临近岁末，版署突然下达了一道《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在官话语境里，一旦说“进一步”如何如何，意味着如梦初醒、如风乍起、如失心疯突然发作。

稍作分析，你会发现，版署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本身就是一篇病句杂陈、语义含混的不规范的烂文。

《通知》中说，“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这句话的主谓宾是什么？我们且来分析一下。主语省略掉了，“禁止”是谓语，那么宾语呢，是一个冗长而不知所云的词组“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其实奥妙都在“随意夹带”四个字上，怎样算“随意”，怎样算不“随意”，恐怕最终要看遂不遂文字检查官的“意”。

还有，“禁止任意增减外文字母、颠倒词序等违反语言规范现象”，“现象”如何能“禁止”？按照《台湾国语辞典》的释义，现象有两层意思：“1、知識論上指我們認識外在事物，由於有主觀的先天概念加入其中，故所認識者只是現象，而非物的自體。2、通稱事實的狀態。”一种是独立于认识之外的表征，一种是事物的状态，这两者都不可能“禁止”。换言之，你可以禁止行为，禁止言论，但无法禁止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当然我们的版署足够NB，禁止现象只是小CASE，只要它愿意，禁止气象都是有可能的。

这样一份含混不清的通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发到各出版单位，急急如律令，字字皆悲催，名为维护汉语的规范与纯洁，实际上将打击和禁锢鲜活的民间语言、网络语言、全球化条件下生生不息的当代汉语，其作用必将适得其反，沦为历史的笑柄。

我们知道，中国白话文运动搞得最如火如荼的年代恰恰是民国时期，腐败专制如国民党者，都没有强制对汉语进行规范化、纯洁化，难道高举“以人为本”大旗的共产党反而会极力扼杀汉语的创造力吗？望观民风者察之。

有一个小笑话：一群人在讨论，中国据说正处于盛世，古代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现在是什么之治啊？有人答：阳澄之治。

这句话里不但包含隐喻，还包含隐喻的隐喻，以及三重隐喻（和谐-河蟹-大闸蟹-阳澄湖），重重隐喻构成了网络河蟹时代的话语特征。

在军委副主席人选确定的新闻下面有大量跟贴，“祝永远健康！”这也是个隐喻，没有文革记忆的人肯定看不懂。

乔治-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一文中提出写作六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要使用隐喻、明喻，以及其他你从报刊上看到的比喻手法”。这是因为一些比喻“早已丧失激发功能、用烂了的拙劣比喻，之所以仍在使用则仅仅由于他们省去人们自创新词的麻烦。”奥威尔反对比喻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过度的比喻，让语言变成暗语黑话，不便于直接了当地交流。

可是，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书面语言来到世界上，注定要经过层层审查。审查的最高级形式是自我审查。为了确保说话安全，人们写字的时候已经做了一层过滤，这些文字又要经过机器的第二层过滤，剩下的还要经过网站的人工过滤，最后还要经过网管机关的第四层过滤。这样存活下来的大概只有隐喻了。

没有好的隐喻和坏的隐喻之分，只有活的隐喻和死的隐喻。

隐喻的伪装一旦被揭开，就又换上新的包装，审查不止，隐喻不死。

今天的隐喻是：美国人感恩节吃火鸡，中国人感恩节吃什么？–蛋炒饭。

周云蓬是个歌者，也是个诗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他的文章复活了汉语散文的伟大传统。意向奇异，气韵非凡，语言充满想象力，每个汉字都叮当作响，一扫口水满街、拖沓腐糜的文风。如果他改写散文戏剧和小说，定能给丢人现眼的中国当代文学挽回一点面子。

（2008年5月2日拍摄于西湖音乐节，当时我还是个狂热的摄影初学者，跟周云蓬第一次打招呼。）

下个周末，11月27日，我将有幸作为嘉宾主持老周在杭州举办的一场读书会，介绍他的新书《春天责备》。这对我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美好的体验。

届时，我们的讨论的话题将包括：

诗与歌的关系，在先民的时代，诗歌不分家，唱即是吟，吟即是唱。后来诗与歌逐渐分开，两者的关系也就复杂起来。

中国没有产生12平均律，没有产生现代音乐意义上的和声，五声音阶体系与中国诗歌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另外中国领土广袤，方言众多，维系文化的命脉在于文字，而最美的文字都用是来铸造诗的。那么，诗歌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耳朵，汉语的音乐性对中文诗歌又有什么影响？

汉语诗歌，似有冥冥的一脉，从陶潜，到杜甫，到辛弃疾，到关汉卿，到翁藕虹，到汪曾祺，到侯德健。那种用最简单汉语组成强大意向群的汉语写作，在今天有没有被继承与发展呢？

马丁路德翻译圣经早就了现代德语，詹姆斯一世钦定BIBLE，创造了现代英语的典范。我们现代汉语的典范又在哪里？佛经没有承担起改造汉语的任务，到近代，不文不白的《和合本圣经》也没有挑起这个担子。难道是毛选塑造了我们的汉语？现代汉语的标准何在？

进而，有没有一种美好汉语，一种美丽中文，俗不伤雅，雅不避俗的汉语，既可以用来写洗衣机的说明书，又可以用来写诗歌和情书。如何打败粗鄙的汉语，那种把陶渊明的菊花变成肛门同义词的顽固的语言体系。

希望这一次交流能够像点燃的酒精灯，散发出蓝幽幽但高温度的火苗。

下周来看周云蓬，详情请看豆瓣网活动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