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他的名字叫安，是小姨的小叔子。有一年上河工，村里的成年男子都被征集起来到离村60里的地方大修水利工程。有人说安偷了别人的东西，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安上吊死了。

39 快30年过去了，我依旧想对那个站在我面前看电视的男人说，我真的没有偷你的东西，连偷的想法都没有。我至今在无法解释，为什么我的手会伸到你的裤兜里。你大叫起来，我拼命解释。那是在面粉厂，上百人围着一台彩电，看审判四人帮。

40 我和小勇一起拽着那个大葫芦，瓜藤挣断，我俩摔到了沟渠的泥浆中。两天以后，小勇的父亲回到家说，生产队里留着做种的一颗大葫芦被人偷走了。小勇的娘指指屋顶，说，你看那里。葫芦被交还生产队。我害沙眼一个月。

41 出租司机指着那个村子对我和动儿说，那就是那个贼村。村里家家户户以偷超市为业，偷遍了全省。外人进村就被领进各家挑选便宜货，销不了赃就自己用。所以经常看到老娘们穿李宁运动裤，老头在田间地头休息，渴了打开一听可乐。

42 没人统计过，30年来村里多少人死于自杀，或是与人斗气，或是自证清白，或是没有盼头，他们用一根绳子、一瓶农药结束了煎熬。

43 村南一对夫妻吵架，双双喝农药自杀。留一双儿女，让老汉抚养。祖孙三人住在地窨子一样的破房子里。爷爷去世后，孙子以偷自行车卫生，孙女到饭店当了小姐。

44 偷自行车的小华，被通缉后逃跑，到了一家砖窑做苦工。警察抓住他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黑人。在被解押的路上，他对警察说：请你们一定告诉我妹妹，不要走错路啊。满车人无不流下同情的泪。小华因盗窃案值大，又是累犯，被判10年有期徒刑。

45 孤寡老人四奶奶，每天下午四点就关门闭户，早早地睡下，去年腊月二十九这天也不例外。第二天就是除夕，她两个远方外孙女来送年货，叫门不开，就从不高的院墙翻了进去。

46 村子里响起两个女人的尖叫声，人们赶来才发现四奶奶已经变成了一截焦炭。经分析还原现场，四奶奶半夜碰倒了煤炉，棉裤着火，她从里屋爬到外屋。试图到舀水自救，但缸里的水被冻住。

47 烧焦的四奶奶右手拿着舀子，左手拿着几张烧焦的钱，桌子上还有另外的600块。她在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把怀里的钱掏出来，留给后人。众人一阵唏嘘，都在感叹了养儿防老是多么重要。这事就发生在2009年。

48 冬天是捉奸的季节。人们浩浩荡荡，悄悄向一间小屋逼近。被戴了绿帽的男人刚往里冲，被族里的老人一把拉住。老人举起镐头向门撞去，门开，砰然掉下铡刀一片。众一拥而上，把被窝里的男女挟裹而出，扔上拖拉机向公社开去。

49 童年的冬天，村里一片喊杀声。我们村北跟村南的孩子，在月夜打仗。一团团土块（坷垃）朝敌阵飞去，敌人也用相同的武器还击。扔砖头是绝对禁止的，会被自己人所不齿。土坷垃击中人身体，会立即粉碎，顶多留下一个包，不会头破血流。

我是一把有罪的锁

【新闻背景】2004年6月4日，成都吸毒女李桂芳把三岁女儿李思怡反锁在家中，入超市行窃，被民警羁押。李告诉民警，她女儿关在家中无人照管，并告诉了姐姐家的地址和电话。李随后被处以强制戒毒三个月。6月21日，李思怡尸体在家中被发现，已高度腐烂。2004年8月20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和民警黄小兵有期徒刑3年和2年。

【手工历史】

一

我是一把锁，一把门锁，一把暗锁，全世界的锁都是无辜的，唯独我是一把有罪的锁。

6月21日，随着一声巨大的撞击声，我身首两异。我看到一束红光，那一刻我说：主啊，感谢你，我死了，结束了。

现在，我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不在废品站，也不在博物馆，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更好，这样能全世界早一点把我遗忘。

我不为自己辩护。

二

6月4日，李桂芳，那个吸毒的女人，把我重重地反锁上。她去哪儿，干什么，我一概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以后，她再也没回来。

房间里只剩下一个小女孩，李桂芳三岁的女儿，李思怡。起初，她还蹦蹦跳跳地跟自己玩，对她来说，一个人呆在家里已不是第一次。

夜晚很快来临了，房间里没有亮灯。我不知道是停电，还是小女孩不知道如何开灯。反正我已经习惯了黑暗。

随后，我听见翻腾厨柜的声音，后来又听到喝水的声音。对李思怡来说，一个人过夜也不是第一次了。

半夜，我听见轻轻的脚步声，橱柜又乒乒乓乓想起来，她大概是饿了。我不知道饿是什么滋味，我是铜做的，从来没有饿过。我知道，对这个小女孩来说，挨饿也不是第一次了。

有几次，她搬着小板凳，来到门边，想打开我，可是我已经反锁。反锁是我们锁类最基本的功能，我在出厂之前，听技术员讲过，这是为了防备盗贼。与那些假冒伪劣不同，我是一把高质量的锁，只有钥匙从外面才能把我打开。我从铜矿运到锁厂那天起，受到的全部教育就是，只认钥匙。

小姑娘有钥匙，但她应该从外边把我打开。所以，尽管她用钥匙把我捅得浑身生疼，我也没有开。

以前，她总是打开窗户，隔着铁护栏，把钥匙递给路过的邻居，让他们开门。但现在是深夜，邻居们都已熟睡。

我虽然没有开门，并不是坚持原则，我就是这么设计制造的。

但我决不是铁石心肠。每次门外脚步声响起，我都希望是李桂芳回来了。然而，直到天光大亮，她都没有回来。

三

6月5日，第二天上午。我听见她的喊声，从窗户那边传过来。

“帮我开开门！”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帮我开开门！”

我知道窗户被销死了。果然，过了一会儿，她又来到我身边，用小拳头擂门。

“救救我，救救我……”

她哭了，先是抽泣，后来嘤嘤地哭。

几次，楼梯上响起脚步声，然而很快走远了。似乎，没有人屋里发出的声音。

她喊累了，脚步声去了厨房，我又听见一阵哗哗的水声……

而黑夜不管这一切，一秒钟不差地来临了。

四、

6月6日，第三天，已经第三天了。

我度过了心惊肉跳的一夜。她哭声很大，似乎用尽了全部力气。那是一种毫不间断的哭声，始终维持在同一种声调，同一种音量……

如果我是一个人，纵然我是一个杀父娶母、十恶不赦的人，心都会被这哭声划破。

但，我是一把锁。

我只认钥匙，只认李桂芳家的钥匙，只认李桂芳家的、从门外插进的钥匙。

五

6月7日，第四天。

没有哭声，只有偶尔传来一阵唏唏簌簌的声音，还有器物坠地的声音。

她喉咙哑了，手也捶不动了，失去走路的力气能力，开始爬行。

六

6月8日，第五天。

她在衣柜里度过的。

夜，静得可怕。

七

6月9日，第六天。

她在衣柜里没有出来。

忽然，我听见门外有人说“李贵芳”三个字。我打起精神，只隐约听到两个人在说话。

“好久没见她了。”

“准是……”

说话声随着脚步远去了。

八、

6月10日，第七天。

如果我有眼睛，我宁可刺瞎它们，也不愿看到李思怡向我爬过来的样子。
我只听到一阵细弱游丝的呻吟，然后砰的一声，她小小的脑袋，触在门上。

九、

6月11日，第八天。

一只苍蝇嗡嗡的声音……

十
6月20日，第十七天。

更多苍蝇嗡嗡的声音……

十一

6月21日，第十八天。

我的灵魂离开尘世，来到造物主面前，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审判，但并不是最后的审判。因为那些人类的灵魂还没有到齐，那个有罪的母亲，那两个被人间的法官判定有罪的警察，那些邻居，还有一切与此事有关的人……都没有来。

在我身后，是幽深的冥河，河面上漂浮着无数眼睛……但没有李思怡那双最明亮的眼睛。

这里是天国，不像人间，有那么多繁文缛节。用不着指控，我也不会辩护。我为李思怡的死负责。不用问我有没有主观故意，不用问我有打开生命之门的能力，不用问这个女孩的母亲、邻居还有那些警察都干什么去了，既然是我直接导致了李思怡的惨死，我就在这桩罪上有份。

我跟人类最大的不同，就是从不推诿。

我是一把锁，一生下来就为了把守住门，不管是幸福、生命，还是厄运、死亡，我都把它们拒之门外。

假如我一堆废铜烂铁，假如我不反锁，假如我会自动开启，假如我有嘴巴会大声呼叫，假如我能亮起警灯，假如我能放出烟雾……李思怡都不会死。

但一切假如不存在，我是一把锁，我恪尽了一把锁全部的职责，审判我吧，把我钉上耻辱柱，把我写进历史书。历史书太薄，不足以记下每个罪人的名字；历史书太厚，每一页都是重复。不管薄与厚，把我写进去吧！

我没有痛苦，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后悔，我不乞求恩典和原谅，万物之主啊，按照着你的公义和圣洁，惩罚我吧！

请你赦免门和钥匙，他们都是无辜的，罪恶都在我身上，我是一把有罪的锁。

（完）

当时确定的写作要求是：

A、主稿以第一人称方式写作；

B、过于敏感或者涉及到名人的，不要用第一当事人的角度来写；

C、可天马行空，无限发挥，但不要完全脱离事件本身；

D、不攻击政府，体现人文精神；

D、不进行浅显无聊的道德评价；

E、当成小说来写；

F、可恶搞。

后来大家按时交稿，但这本书最终没有出版社敢接手。一毛不拔在付出了一大笔预支稿费后，血本无归地把书稿贴到了网络上。

清理电脑文件时，我发现了自己写的那一部分，择几篇发布，以安慰一毛不拔那脆弱而幼小的美国心。

谁是上海最累的人?

【新闻提要】

上海滩最累的人是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对上海15所医院进行调查后发现，护工的生存状态最为堪忧。

绝大部分护工无固定休息时间，无休息场所。每天工作24小时，每周工作七天，一年有多少天他们就必须工作多少天，除非请假，但是请假就没有收入。而收入却不足千元。

护工没有休息权，每天24小时的工作状态，不仅使他们失去人身自由，沦为现代“包身工”，而且对精神肉体也造成永久伤害。

【手工历史】

我免贵姓卞，名字叫什么又有谁在乎呢？上海话将“卞”读成“毕”，从我进医院那天开始，大家都叫我小毕。这也好，要是叫“小卞”那多难听啊！

你们好！原来你们是复旦大学的，复旦可是个好地方。看到你们，我真高兴。一点都不吹牛，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班上前十名的好学生。那时我的理想是考复旦，当个科学家，穿上白大褂，饭不吃，觉不睡，一天到晚坐在显微镜前搞研究。我梦想，有一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紧紧握着女助手大喊：“我们成功了！”

现在我真的穿上了白大褂，不过不是科学家，而是护工。医院里最低贱的职业，不用安慰我，这活就是低贱。低贱也没什么丢脸的，《读者》上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低贱的工作，没有低贱的人嘛。我的理想没能实现，不但没有女助手，还成了小护士们的男助手。这活也并不像你们想得那么糟，也有成就感。有一次，对我最好的李教授从阎王殿里逛了一圈，睁开眼睛。你不知道我多么高兴，我激动地忘乎所以，抓住护士小王的手，她像小猫夹住尾巴一样，惊叫了一声，把手抽回去。要不是李教授，她差点抽我一个耳光。你说，她犯得着这样吗？我的手虽然端屎端尿，她的手不一样擦过屁股、换过卫生……对不起，我忘了有女同学在场，话说得有点糙了。

我从老家安徽来上海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里，我吃住都在医院里，这也好，房租省了，还不用害怕半夜有人敲门查证件。一年365天，我只休息过两天，其实也算不上休息，我丈母娘来上海看病，我跟老婆去陪了她两天。她得的是肝病，医生建议她换肝。我一听就吓死了，我好歹也算是个“医务工作者”，知道行情，换个肝要50多万。她这肝要是换了，我们全家的肾估计都得卖了。为这事，我老婆还跟我吵了一架，吵完两个人抱头痛哭。她哭她妈，我哭我自己，恨我自己没出息。

我不怪命运，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自打来这里，服侍病人以后，我更想开了。我服侍的病人有大学教授，有领导、老总，还有那谁，就是那个天天在电视剧里露脸的明星。我发现，在法律面前，是不是人人平等我不知道，但在病魔面前，人人绝对平等。不管你有多少知识，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有多少称号、荣誉，也不管你有几亿身家，只要进了这病房，全都一样。

做护工这行有一点好，病人的家属、朋友、同事，基本上不让我们回避。低贱有低贱的好处，别人会把你当成不存在，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

我常听他们的谈话，有的话很假，一听就听得出来。比如，领导来探望王处长：“小王啊，你这一病，单位少了顶梁柱啊！不过你不用担心，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复。”不过，他们也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一次，周老总的老婆来看他，哭得跟泪人似的，边哭边说：“都是那个骚狐狸精把你害的。”周老总尽管有气无力，但还是制止她说下去。

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怎么就得了这病？”这话听得人心里难受。但说句不讲良心的话，你怎么就不能得这病呢？我有一句话，来探望的人经常对病人说：“你活活累病的！”

有一次，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听病房里三个病号在聊天。病友，尤其是得了同样的病、社会地位又差不多的病友，往往无话不谈。他们那天精神都挺好，开始倒苦水。

王处长说：“要不是整天那么累，我也不会住院。当个项目处的处长，表面上有点小权力，其实就是一个傀儡。上头有一个正局长、四个副局长，关系都得摆平。”

李教授说：“这有什么难的？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王科长叹了口气：“说得容易！现在领导猴精猴精的。上次孙局长，就是来看我的那一个，他的一个关系想拿一个项目，我打报告请示是否批准。孙局批示：‘同意由王宾同志处理’。王宾就是我。我想，有他的批示，我就照办呗。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大概是他跟那个关系的条件没谈拢吧。孙局把我找去批了一顿。我不服，说，您不是批示说同意嘛？孙局说，我什么时候说同意啦？我是说，同意由你处理。我拿出那个批示一看，果然‘同意’后面没有标点符号。你说这不是成心埋汰人嘛！”

周老总说：“你累，我他妈更累。每天都得应酬，上海的酒店都吃过一遍了，当然都是我埋单。有一次，请一个香港客户，谈一笔几百万的单子。没想到他把全公司的人都拉去了，要了三个包间，我人还没到呢，他们已经点了鱼翅、燕窝，推杯换盏，杯盘狼藉了。我不动声色，每个人敬了一杯酒，然后打了个车就走，没有埋单。我心想，这单我要是埋了，肯定会恶心三年。生意是黄了，老板逼着我去向他们道歉。我不去，副总的位子不要了，我也不去。为这事我被扣了一半年薪。”

李教授问：“你太太说的狐狸精是怎么回事呀？”

周老总说：“不提这个，提起来就郁闷，我就这一个小情，没想到还是被老婆抓住了小辫。”我以为叫我，赶紧一个激灵从椅子上弹起来，“诶！”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周总说：“小毕，没叫你，我说的是小辫”

李教授：“我算是看明白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老婆一直怀疑我跟一个女生不清不楚，去年暑假，我干脆把她带回家，当我的助手，吃住都在我家。我老婆起初还怀疑，经常逃班回家窥探，结果呢什么也没发现，也就放心了。教书育人最累，现在老教授负面新闻这么多，我每天都如践虎尾，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

周总和王处长有点不耐烦了，说：“老兄，别装了，快说你们俩到底有没有上床？”

李教授赌咒发誓说绝对没有，“连你们都怀疑我！说实在的，不是没有机会和可能，可我不喜欢水落石出，那样就没意思了。暧昧点好，暧昧是一种美德。”

三个人开怀大笑起来。

你们刚才我是现代“包身工”，这点我绝不能同意。虽说每天24小时都在伺候人，虽说七扣八扣，每个月只能拿700多块钱，但至少不用在领导、客户、女人中周旋。我家里有三间大瓦房，不用为房子发愁，也不用为银行打工。我累是累点，但决不是上海最累的人。